香港外来陆生脊椎动物多样性图谱：物种组成、引入途径与入侵风险分析

《Biological Invasions》：Alien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of Hong Kong: species richness, taxonomic composition and introduction pathways

本研究针对香港作为全球贸易枢纽面临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系统构建了首个外来陆生脊椎动物数据库，收录213种物种（鸟类155种、爬行类37种、哺乳类15种、两栖类6种），发现92%的物种与宠物贸易相关，其中49种已建立稳定种群，7种为入侵种。研究揭示了文化放生行为对物种引入的关键影响，为香港及亚洲地区的生物入侵防控提供了重要基线数据。

　　

作为全球重要的航运与贸易中心，香港在承担经济枢纽角色的同时，也面临着生物入侵的严峻挑战。尽管香港仅有约24%的土地被开发，其亚热带生态环境中仍栖息着丰富的本土生物多样性，包括3300多种原生植物、55种哺乳动物、560多种鸟类及115种爬行与两栖动物。然而，国际贸易活动尤其是宠物贸易的繁荣，以及宗教文化中的“放生”传统，使得香港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的高风险区域。以往研究缺乏系统性的外来物种数据库，限制了对其引入途径、建立模式及生态影响的深入理解。为此，Samuel Chak Lam Ho等研究人员在《Biological Invasions》发表了题为“Alien terrestrial vertebrates of Hong Kong: species richness, taxonomic composition and introduction pathways”的论文，首次构建了香港外来陆生脊椎动物的综合数据库，揭示了其物种组成、引入途径及时间动态。

研究团队通过整合同行评审文献、灰色文献、公民科学平台iNaturalist数据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信息，系统筛选了哺乳类、鸟类、爬行类与两栖类外来物种。采用国际公约（CBD）的分类框架，将引入途径划分为“自然释放”“从圈养环境中逃逸”“运输污染物”“运输偷渡”“廊道”及“自然扩散”等类别，并对物种的建立状态（如已建立种群或入侵种）及其原生分布区进行标注。关键方法包括多源数据验证、形态学鉴定与时间序列分析，重点关注物种首次记录年份与引入途径的关联性。

外来物种丰富度与类群组成

研究共记录213种外来陆生脊椎动物，以鸟类为主（155种，72.2%），其次为爬行类（37种，17.8%）、哺乳类（15种，7.2%）和两栖类（6种，2.9%）。其中49种已建立稳定种群，7种被认定为入侵种。鸟类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占比最高（109种），而爬行类以龟鳖目（Testudines）为主（30种）。值得注意的是，72%的鸟类和59%的爬行类物种原产于亚洲，反映出地域性贸易与邻近生物区系的密切关联。

引入来源与途径分析

92%的物种（196种）通过“从圈养环境中逃逸”途径引入，主要源于宠物贸易。例如，除家鸦（Corvus splendens）通过货运船只无意引入外，其余鸟类均与宠物市场相关。爬行类中，30种淡水龟鳖全部为宠物贸易产物。哺乳类的引入途径较为多样，包括农业辅助（如家牛Bos taurus、水牛Bubalus bubalis）及生物防治（如猕猴Macaca spp.）。放生行为（mercy release）作为文化实践，是推动宠物物种野外建立的重要驱动因素。

IUCN红色名录状态

在可评估的物种中，11种（5.2%）在其原生地被IUCN列为极危（CR），16种（7.5%）为濒危（EN）。爬行类的受威胁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类群，突显了宠物贸易对濒危物种的潜在剥削风险。

引入时间动态

1961–1990年为外来物种引入的高峰期，与香港宠物贸易政策宽松期吻合。鸟类引入在1990年后下降，可能与1979年加强的鸟类贸易监管相关；而爬行类与两栖类在近年呈上升趋势，反映了异宠养殖的流行。哺乳类引入多与早期农业活动相关，其中啮齿类（如鼠科Muridae）在低地森林开垦后大量建立。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香港外来脊椎动物的多样性与引入机制，明确宠物贸易及放生行为是主要驱动因素。香港的高贸易连通性可能使其成为入侵物种向中国内地扩散的“踏脚石”。尽管现有法规（如《濒危物种保护条例》Cap. 586）对CITES名录物种有管控作用，但对非CITES物种的贸易监管仍存在漏洞。研究建议借鉴新加坡的放生管理经验，通过社区参与推动本土物种放生替代方案，同时加强港口生物安全监测。未来需进一步评估入侵物种的生态影响（如黄冠鹦鹉Cacatua sulphurea的竞争、中国虎纹蛙Hoplobatrachus chinensis的杂交风险），并为亚洲贸易枢纽城市的入侵物种防控提供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