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之谜：重新审视生物考古学当前的研究方法，迈向更加包容的未来》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eopathology》：Skeleton matter(s): Reframing current approaches in bioarchaeology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future

传统二元论框架下生物考古学与古病理学存在方法论局限，本文提出运用后人类主义与新物质主义理论重构研究范式。核心观点包括：1）骨骼作为物质载体具有内嵌互动性（intra-action），突破生物-文化、主体-客体的传统划分；2）健康与疾病是时空物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需整合气候、生态、社会关系等多维因素；3）母婴身体作为代际创伤的物质化表征，揭示早期发育对终身健康的影响；4）通过案例实证展示工厂学徒骨骼证据如何揭示结构性不平等的物质过程；5）倡导去殖民化实践，强调知识生产的伦理责任与多声部对话。

　　### 重新思考生物考古学与古病理学中的身体与文化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生物考古学界对过去身体的研究已经发展出更加精细的理论框架。然而，尽管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进步，许多工作仍然依赖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生物文化范式，这种范式往往无法充分解释生物考古学证据的复杂性。传统的生物文化范式通常将身体与社会、生物学与文化、个体与环境等概念对立看待，这不仅限制了我们对过去人类生活的理解，还可能无意中强化了某些偏见与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能够打破这种二元划分，将身体视为一个与多种物质和非物质实体相互关联、动态生成的“过程”与“关系”。

这种新的理论视角来自于后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后人类主义强调人类并非世界中的唯一主体，而是与非人类、非生命实体共同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一部分。它挑战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即认为人类是唯一具有意义、意图和能动性的存在。新物质主义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念，认为世界中的物质并非静止、孤立的实体，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和互动不断生成、演化和变化的。在这些理论框架下，身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文化影响的“物质载体”，而是一个具有能动性、参与性和多维性的存在。

例如，生物考古学家在分析骨骼时，通常将其视为一个固定的、生物性的结构，认为骨骼能够反映个体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和健康状况。然而，这种做法忽视了骨骼与环境、文化、技术、社会关系之间的复杂互动。骨骼的形成和变化并非单一因果关系的结果，而是与多种物质和非物质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从新物质主义的角度来看，骨骼的“病理”或“健康”状态并非仅由生物因素决定，而是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条件、环境变化等密切相关。例如，一个人的骨骼可能显示出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但这并不只是身体本身的生理特征，而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生活压力、饮食习惯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新的理论框架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身体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通过分类和标记来理解其健康状况。然而，这种方法可能会掩盖身体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例如，骨骼上的病理变化可能不仅仅是疾病造成的，而是与当时的环境、技术、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继续将身体视为一个孤立的、被动的实体，就可能错过许多重要的社会和生态因素，从而对过去人类生活做出片面的理解。

此外，这种新的理论视角也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记录和解释骨骼上的变化，如何在分析中考虑更多的社会和环境因素，以及如何将这些因素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骨骼中的同位素组成，了解个体的饮食结构和环境变化，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疾病，还能够揭示个体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这种新的理论视角还促使我们反思研究中的“选择性”问题。在生物考古学和古病理学的研究中，我们往往选择某些变量进行分析，而忽略其他可能相关的因素。这种选择性不仅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可能强化某些偏见和不平等。例如，如果我们只关注骨骼上的某些特定病理变化，而忽视了其他可能的健康影响因素，就可能对某些群体的健康状况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研究方法，以确保我们的研究能够全面反映过去人类生活的复杂性。

通过引入后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识别和理解过去的身体状况，还能够揭示我们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和不平等。例如，通过分析骨骼中的同位素组成，我们可以了解个体的饮食结构和环境变化，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识别疾病，还能够揭示个体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和挑战。

总之，后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身体的复杂性。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还能够揭示身体与社会、环境、技术等之间的多重关系。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重新思考骨骼的能动性，以及它们如何与周围的物质和非物质实体相互作用。这种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过去人类的生活状况，还能够促进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确保我们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