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有助于维护人类健康：推动方法创新以弥合健康与生态之间的差距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Safeguarding natural ecosystems can protect population health: advancing approaches to bridge the health–ecology divide

人类健康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复杂关联，但公共卫生与生态学在研究目标、方法及框架上存在显著分歧。文章提出通过整合DPSEEA与IPBES等概念框架，建立共享指标体系，加强跨学科合作，以应对生态退化对健康的影响并优化自然解决方案（NbS）。

　　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尽管这一领域研究不断深入，跨学科合作与政策实践的整合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从整体来看，生态系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多维度的，既包括其正面作用，如提供清洁水源、食物资源、气候调节功能，也包括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某些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有害物质或病原体传播媒介。然而，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和生态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优先事项设定以及证据利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两者的融合进展缓慢。

公共卫生研究通常聚焦于疾病成因、风险因素和干预措施，其研究框架强调通过监测和评估来识别健康威胁，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和影响。例如，环境流行病学研究主要关注空气、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通过统计模型和流行病学方法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群的健康状况。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往往忽视了生态系统本身对健康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例如通过提供绿色空间促进心理健康，或者通过维护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风险。相比之下，生态学研究更关注自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服务，以及如何通过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来提升人类福祉。虽然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能够揭示自然环境对健康的潜在贡献，但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这些成果尚未被充分纳入公共卫生决策的考量之中。

这种学科之间的割裂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和目标上，还体现在对健康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上。公共卫生领域往往将生态系统视为环境风险因素的载体，而生态学则更倾向于将生态系统视为健康收益的来源。这种视角的差异导致了在证据生成和优先事项设定上的不一致，进而阻碍了跨学科合作的深入发展。例如，一些生态学研究已经证明，湿地和森林等生态系统在调节气候、减少洪水风险、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些成果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因此，如何在两个学科之间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以统一对健康与生态系统关系的认知，成为推动跨学科合作的关键。

此外，时间与空间尺度的差异也是一大挑战。生态学研究通常关注长期的环境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而公共卫生研究更倾向于分析短期的、直接的健康风险因素。例如，湿地退化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对当地居民的健康产生显著影响，而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则往往在数周或数月内就能显现。这种时间尺度的差异使得在两个学科之间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变得困难，因为公共卫生研究通常依赖于快速见效的干预措施，而生态学则更强调长期的系统性保护和恢复。

在证据量化与沟通方面，两个学科也存在明显分歧。公共卫生研究倾向于使用明确的健康指标，如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流行病学模型等，以评估环境暴露对健康的具体影响。而生态学研究则更多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如生物多样性指数、生态功能评估、自然资本核算等，这些指标往往难以直接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健康指标相对应。例如，自然资本核算虽然能够衡量生态系统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但其应用在公共卫生领域仍然较为有限，导致生态系统对健康的潜在益处难以被有效识别和传达。

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实现跨学科的深度融合，需要在概念框架和方法论上进行整合。首先，应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整合生态系统对健康的影响机制。例如，可以借鉴“驱动因素-压力-状态-暴露-效应-行动”（DPSEEA）模型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框架，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与健康影响联系起来。DPSEEA模型能够帮助识别环境变化如何通过一系列过程影响健康，而IPBES框架则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包括其在食品安全、水安全、气候调节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结合这两个框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生态系统对健康的多重影响，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其次，需要开发适用于跨学科研究的共同指标和评估工具。例如，可以设计一些联合指标，用于衡量生态系统对健康的具体贡献，如空气质量改善与疾病发病率下降之间的关系，或者生态系统恢复对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些指标应当能够反映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满足公共卫生领域对健康风险评估和干预效果测量的需求。此外，还可以利用自然资本核算、生态足迹分析等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健康效益，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具说服力的决策依据。

最后，推动跨学科合作需要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这包括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设立专门的跨学科研究基金，鼓励公共卫生、生态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参与健康与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建立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使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能够被更广泛地获取和利用。例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GBIF）与世界卫生组织贫困相关疾病研究培训计划的合作，已经在疾病监测和生态数据整合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类似的跨学科合作模式可以进一步推广，以促进公共卫生和生态学领域的协同创新。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公共卫生与生态学之间的学科鸿沟，推动两者在政策制定和实践中的深度融合。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生态系统对健康的多重影响，还能够为制定更加可持续和有效的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应更加注重跨学科视角，以确保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人类健康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