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西蒙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方法论影响：以“人工科学”作为应对制度复杂性的指南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Elinor Ostrom, reader of Herbert A.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as a methodological guide ‘To deal with complexity’

本文探讨了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方法论的思想渊源，揭示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人工科学”中阐述的系统工程思想对其应对制度“复杂性”(complexity)的深刻影响。研究通过分析奥斯特罗姆的后期著作，阐明了西蒙的近可分解系统、适应性演化及实证研究等核心概念如何为其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社会生态系统(SES)分析及设计原则提供了连贯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深化了对奥斯特罗姆制度主义贡献的理解，并彰显了复杂性理论对制度经济学的跨学科价值。

　　

在社会科学领域，如何理解和管理复杂的公共资源，如渔业、牧场、灌溉系统等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 CPR)，一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传统的理论模型，如“公地悲剧”，往往预言这些资源将因个体的自利行为而走向枯竭。然而，现实世界中却存在大量由使用者自发组织并成功实现可持续管理的案例，这向既有的理论发起了挑战。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工作正是为了解开这一悖论。她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证明，使用者们能够通过自主制定规则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之所以具有开创性，不仅在于其结论，更在于其应对“复杂性”(complexity)的独特方法论。尽管她以有界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闻名，但其方法论体系的更深层次思想来源却长期未被充分探讨。发表在《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这项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轨迹，揭示了一位对其影响至深却相对被忽视的思想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其著作《人工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如何为奥斯特罗姆应对制度复杂性提供了一幅连贯的方法论“蓝图”。

为了揭示西蒙思想对奥斯特罗姆研究方法论的塑造，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思想史溯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员深入研读了奥斯特罗姆的著作、文章、演讲及其与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的合作成果，特别关注其后期回顾性论述。通过系统性的文本分析，重点剖析了“复杂性”、“系统”、“设计”等核心概念在其理论框架（如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设计原则）中的呈现方式与演变过程。进而，将这些概念与西蒙在《人工科学》及其他著作中阐述的近可分解系统(nearly decomposable systems)、适应性演化、有界理性、系统工程等思想进行比对，追溯其影响路径。此外，研究还结合了奥斯特罗姆对加州地下水盆地管理这一经典案例的再分析，来具体说明其方法论的应用。

复杂性在奥斯特罗姆工作中的重要性

文章指出，“复杂性”并非奥斯特罗姆单纯的研究对象，更是其核心的方法论立场。她认为，制度情境本质上是复杂的系统，涉及制度、文化、生物物理等多重要素的互动，并具有嵌套性、适应性和涌现性等特征。因此，研究这些系统需要与之匹配的方法论工具。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IAD框架时，奥斯特罗姆就已明确认识到处理“非凡复杂性”的必要性。随后，复杂性思维贯穿其学术生涯，从1990年的《 Governing the Commons》到其诺贝尔奖演讲“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她始终呼吁社会科学家“愿意应对复杂性而非回避它”。这种将复杂性视为基本方法论挑战的视角，促使她不断从相关学科汲取灵感。

奥斯特罗姆研究复杂系统的西蒙思想源泉

尽管西蒙并非奥斯特罗姆最高频引用的学者，但研究表明，其思想，特别是通过《人工科学》所阐述的系统科学观点，对她产生了“形成性且持久的影响”。奥斯特罗姆本人多次坦言西蒙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尤其赞赏他将复杂系统视为由子系统构成的层级结构，以及他强调实地研究的重要性。她甚至将西蒙的“人工科学”视为方法论先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适用于人类社会研究的“人工物科学”(sciences of the artifactual)。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效仿研究静态简单系统的物理学，而应学习应对复杂动态系统的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西蒙的研究计划为她提供了分析复杂社会系统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启示。

将复杂社会系统分析为近可分解系统

西蒙认为，大多数复杂系统（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工的）都是“近可分解系统”，即可以分解为一系列子系统，子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远强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层级结构使人类能够理解和描述极其复杂的系统。奥斯特罗姆完全采纳了这一观点，并明确将其作为IAD框架的逻辑基础。IAD框架被设计成一个“多层级概念图谱”，允许研究者根据需要在不同粒度上分析制度情境，从宏观的行动舞台(Action Arena)到微观的规则语法（如ADICO语法），正是对西蒙近可分解系统思想的直接应用。当她后来将生态因素更充分地纳入分析，发展出SES框架时，再次强调社会生态系统是“部分可分解系统”。

认识复杂社会系统的适应性演化

西蒙对经济学中普遍追求最优解模型持批评态度，他强调在复杂且变化的环境中，系统更可能通过适应性演化找到“满意”的解，而非达到某种理论上的最优均衡。历史路径和功能性等价方案的重要性于此凸显。奥斯特罗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设计原则”完美体现了这一思路。这些原则并非提供普适的、最优的具体规则，而是指明了能够增强行动者协调过程、使他们在特定情境中找到可持续方案的规则所需满足的功能性条件。奥斯特罗姆明确否定在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中寻求“最优性”的可行性，她更关注规则的渐进调整和路径依赖，这与西蒙关于系统适应性演化的思想高度一致。

依靠现实假设和实证研究作为科学探究的保障

西蒙始终倡导基于现实假设和实证检验的科学方法，反对脱离实际的原则推演。奥斯特罗姆继承了这一衣钵。她早期对大城市警察服务的研究以及后来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广泛实地调查，都体现了对实证研究的坚持。她批评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模型过于简化，脱离现实，并主张用基于实证证据的“有界理性”模型取代完全理性假设。她对Agent-based模型(ABM)等模拟技术的兴趣，也源于应对复杂情境下传统数学模型局限性的需要，但始终强调模型必须与经验数据相验证。这都与西蒙倡导的面对复杂性时坚持实证检验的立场一脉相承。

人工科学还是人工物科学？

尽管奥斯特罗姆深受西蒙影响，但她并非全盘接受。文章指出了两点重要分歧。其一，奥斯特罗姆更强调制度是行动者在互动中自发创造的“人工物”(artifactual)，突出其文化和社会建构属性，而非由外部专家“设计”的“人工”(artificial)产品。她坚决反对“社会计划者”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这使其更倾向于使用“人工物科学”这一术语。其二，在应用有界理性概念时，奥斯特罗姆比西蒙更注重社会互动、规范、沟通和承诺在集体决策中的作用，并更广泛地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工具，这与西蒙更侧重于个体在特定环境下的认知过程有所不同。

通过渐进变革的制度演化：一个教科书案例

文章以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加州地下水盆地管理为例，说明了西蒙式方法论如何具体体现。该案例显示，解决公地悲剧的制度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过程。使用者最初通过建立地方水协会进行面对面交流，获取信息，建立信任，然后才逐步达成可执行的抽水限制协议，并最终获得法院认可和建立更复杂的治理机构。每一步变革都基于前一步形成的制度基础，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并为下一步更复杂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条件。这种“中间状态”的逐步形成和更替，生动诠释了将制度系统视为近可分解系统，其演化遵循适应性、渐进性路径的西蒙-奥斯特罗姆视角。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清晰地表明，赫伯特·西蒙关于复杂系统的思想，特别是其在《人工科学》中阐述的系统工程视角，为理解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方法提供了极为连贯且深刻的理论框架。奥斯特罗姆将制度情境视为由有界理性的个体构成的、近可分解的复杂适应系统，其演化是渐进和路径依赖的。她强调通过实证研究发展现实的行为模型，并拒绝寻求万能解决方案。通过将奥斯特罗姆的工作置于西蒙的思想脉络中重新审视，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奥斯特罗姆制度主义独特性的理解——其核心在于一种应对复杂性的方法论，而非仅仅一系列具体结论——也凸显了跨学科的复杂性研究对于制度经济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这项工作启示我们，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挑战，借鉴系统科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智慧，发展更贴近现实、更具解释力的分析工具，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