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客户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披露童年逆境的经历

《Child Protection and Practice》：Exploring Clients’ Experiences of Disclosing Childhood Adversity to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童年逆境披露促进因素与障碍研究基于96名英国成年人的在线调查，发现良好专业关系、创伤知情能力及安全环境促进披露，而专业人士的负面影响、个人经验与环境限制构成障碍。研究强调常规询问的重要性，并提出加强创伤知情培训及优化服务环境的建议。

　　### 了解童年创伤经历的披露与询问：从个体视角出发

童年创伤经历（Childhood Adversity, CA）是指在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类压力性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家庭暴力、家庭成员的药物滥用或精神疾病、家庭成员被监禁等。这些经历往往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社会功能以及生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对童年创伤影响的认知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临床工作者开始关注个体在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士（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MHPs）披露童年创伤经历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促进因素和障碍。

本研究旨在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探讨在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时所遇到的促进因素和障碍，同时分析个体在被询问或未被询问童年创伤经历时的体验。通过匿名在线调查的方式，研究收集了96名曾在英国使用过心理健康服务的人群的数据，其中包含了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这些参与者普遍经历过童年创伤，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寻求过心理健康服务的支持。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影响个体披露童年创伤经历的关键因素，还强调了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在询问过程中的角色，以及改善披露环境的重要性。

### 童年创伤经历的普遍性及其影响

研究表明，童年创伤经历在国际范围内的普遍性较高。据估计，全球大约有1/8至1/3的人群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创伤（Stoltenborgh et al., 2015）。在美国，一项标志性的研究——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报告至少经历过一种ACE（Felitti et al., 1998）。而在英国，一项针对普通人群的研究显示，47.1%的受访者经历过至少一种ACE（Bellis et al., 2013）。尽管这些数据表明童年创伤经历的高发生率，但研究也指出，许多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在实际操作中并未主动询问这些经历，导致个体难以自发地披露创伤。

童年创伤经历不仅与心理疾病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复杂性PTSD、抑郁症、焦虑症、解离障碍、精神分裂症等有关，还与一些生理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糖尿病、肥胖、中风以及某些类型的癌症密切相关（Merrick et al., 2019; Suglia et al., 2018）。此外，童年创伤还可能影响个体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例如导致贫困和低社会经济地位（Luby, 2015; Suglia et al., 2022; Brito and Noble, 2014）。这些发现表明，童年创伤经历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而是与个体的整体健康和生活状态紧密相连。

### 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询问童年创伤经历的现状

尽管童年创伤经历的普遍性已被广泛认可，但在心理健康服务的实际操作中，询问童年创伤经历的频率仍然较低。一项系统性综述指出，大多数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个体并未被问及他们的童年创伤经历（Read et al., 2017）。这种现象可能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对童年创伤经历的忽视、缺乏相关培训以及对创伤的误解有关。例如，一些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可能认为，某些创伤经历并不重要，或者担心直接询问会引发虚假记忆（Young et al., 2001）。此外，服务提供者可能因缺乏自信或对创伤的处理能力不足而避免询问（Read et al., 2007; Pearce et al., 2019）。

另一方面，一些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可能认为，了解童年创伤经历并不是提供有效治疗的关键，因此更倾向于关注当前的症状或问题（Teicher et al., 2016）。然而，研究显示，如果服务提供者不了解服务对象的童年创伤经历，就难以提供真正符合其需求的“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服务。这表明，对童年创伤经历的询问不仅有助于个体获得更全面的治疗，也是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改进服务模式的重要一步。

### 个体在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时的体验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披露童年创伤经历的过程可能充满挑战。许多参与者表示，他们在披露过程中感到焦虑、羞耻或怀疑自己的经历是否具有重要性（Alaggia et al., 2017）。此外，一些人提到，他们在尝试披露时遇到了服务提供者的负面反应，如不理解、不感兴趣、批评或否认他们的经历（Denov, 2003; O’Brien et al., 2017）。这些负面反应可能进一步阻碍个体的披露意愿，甚至导致他们对心理健康服务产生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参与者表示，当服务提供者以一种敏感和理解的方式询问他们的童年经历时，他们感到被认可和支持。例如，一些人提到，服务提供者的积极回应、倾听和验证他们的感受，让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创伤经历（Busch and McNamara, 2020）。此外，服务提供者如果能够建立一种信任和开放的治疗关系，也可能促进个体的披露行为（Read and Fraser, 1988）。这些发现表明，个体在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时，不仅受到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还受到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的深刻影响。

### 影响披露的促进因素

研究发现，有三种主要的促进因素有助于个体向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披露童年创伤经历。首先，服务提供者与个体之间的积极互动是关键。许多参与者提到，当服务提供者表现出理解、非评判的态度，并能够以好奇和开放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时，他们更愿意分享自己的经历（McLaughlin et al., 2017; Liu, 2017; Rhebergen et al., 2012）。例如，一些人提到，服务提供者使用诸如“虐待”、“性侵犯”等词汇，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经历被认可和理解，从而更愿意开口。

其次，个体自身的动机也是影响披露的重要因素。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是因为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提到，当自己的情绪状态恶化，或者与他人关系变得紧张时，他们意识到需要将这些经历说出来，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它们（Paine and Hansen, 2002; Foa and Kozak, 1986）。此外，一些人希望通过披露来实现心理上的愈合，例如通过处理过去的经历，以更健康的方式面对现在的生活。

第三，披露的环境也对个体是否愿意分享童年创伤经历起到重要作用。一个安全、私密且不带评判性的环境，有助于个体放松并愿意谈论自己的经历（Collin-Vezina et al., 2015; Smith, 2020）。例如，一些人提到，他们只有在感到安全、被理解的情况下，才会开始谈论自己的创伤经历。此外，他们也希望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披露，以便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 影响披露的障碍

与促进因素相对，研究也发现了一些阻碍个体披露童年创伤经历的因素。首先，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的态度和行为可能成为障碍。一些参与者提到，他们感到服务提供者对童年创伤经历缺乏兴趣或理解，甚至表现出不耐烦或冷漠（Read et al., 2007; Pearce et al., 2019）。例如，有参与者表示，他们没有被问及童年经历，因为他们觉得服务提供者只关注当前的问题，而忽视了他们过去的创伤。此外，一些人提到，当他们试图分享自己的经历时，服务提供者可能会表现出不信任或怀疑，甚至否认他们的感受（Denov, 2003; O’Brien et al., 2017）。

其次，个体自身的心理状态和经历也可能成为障碍。一些参与者提到，他们因童年经历而感到焦虑、羞耻或自我怀疑，这些情绪让他们难以开口（Alaggia et al., 2017; O’Leary and Barber, 2008; McElvaney et al., 2020; Ullman, 2007）。例如，有参与者表示，他们不敢谈论某些创伤经历，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评判或不被理解。此外，一些人提到，他们不确定自己的经历是否真的重要，因此不愿意主动提及。

第三，治疗环境也可能成为阻碍。一些参与者提到，他们感到治疗过程过于仓促，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信任关系，导致他们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经历（Read et al., 2006; Thomson and Jaque, 2024）。此外，一些人担心自己的经历不会被保密，因此不敢坦诚相告。例如，有参与者表示，他们觉得在某些治疗环境中，自己的经历可能会被泄露，从而影响他们的信任感。

### 个体被询问或未被询问童年创伤经历的体验

研究还探讨了个体在被询问或未被询问童年创伤经历时的不同体验。对于那些被询问的参与者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表示感到被理解和认可，认为服务提供者的询问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Read and Fraser, 1988）。例如，一些人提到，当服务提供者主动询问他们的童年经历时，他们感到被重视，从而更愿意分享自己的故事。然而，也有一些人表示，他们感到不适或害怕，担心自己的经历会被误解或轻视。

对于那些未被询问的参与者来说，他们的体验更加复杂。一些人表示，他们更愿意在建立信任之后再谈论自己的经历，而不是被直接询问（Read et al., 2006; Thomson and Jaque, 2024）。例如，有参与者提到，他们觉得直接询问会让他们感到不自在，因此更倾向于在自然的对话中分享自己的经历。然而，也有一些人表示，他们感到失望或沮丧，因为他们的经历没有被关注或重视。他们提到，如果服务提供者能够主动询问他们的童年经历，他们可能会更早地获得支持。

###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启示

本研究的结果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改进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研究强调了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在询问童年创伤经历时的重要性。服务提供者需要接受系统的培训，以增强他们对童年创伤经历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此外，研究建议，在心理健康服务中应建立一种“创伤知情”的文化，让服务提供者能够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询问童年经历，并以一种敏感和理解的方式回应。

其次，研究指出，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需要在不同的治疗阶段灵活地询问童年经历。例如，一些参与者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治疗初期或在特定的治疗情境下（如住院或需要特定支持时）被询问，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在建立信任之后再谈论自己的经历。这表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需要根据个体的需求和治疗进展，调整询问的时机和方式。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治疗环境的重要性。一个安全、私密且不带评判性的环境，有助于个体更愿意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因此，心理健康服务需要为服务对象提供一个能够让他们感到舒适和被理解的空间。同时，服务提供者也需要在治疗过程中关注保密性，以增强服务对象的信任感。

###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便利抽样方法，通过社交媒体和特定的创伤幸存者组织招募参与者，这可能导致样本存在一定的偏差。例如，那些更愿意谈论自己童年经历的个体可能更容易参与研究，而那些对创伤经历持封闭态度的人可能被排除在外。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更广泛的招募方式，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

其次，研究的样本主要由白人女性组成，且大多数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稳定的工作状况。这可能意味着研究结果并不适用于其他群体，如男性、非二元性别、少数族裔或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这些群体的特殊需求和经历，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此外，研究发现，童年创伤经历的类型和影响可能因文化、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童年创伤经历的披露情况，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这将有助于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更好地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并提供更个性化的支持。

### 结论

本研究首次从个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向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时所面临的促进因素和障碍，以及被询问或未被询问童年创伤经历时的体验。研究发现，个体在披露童年创伤经历时，不仅受到自身心理状态的影响，还受到服务提供者的态度、行为以及治疗环境的深刻影响。因此，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需要接受系统的培训，以增强他们对童年创伤经历的理解和应对能力。同时，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建立一种“创伤知情”的文化，让服务对象感到安全、被理解和支持。

研究还强调了在心理健康服务中进行常规童年创伤经历询问的重要性。许多参与者表示，如果服务提供者能够主动询问他们的童年经历，他们可能会更早地获得支持。此外，研究建议，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需要在不同的治疗阶段灵活地调整询问的方式和时机，以适应个体的需求。最后，研究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适用性。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心理健康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个体的需求，提高治疗效果，并促进创伤知情护理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