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Infectious Diseases》:Prolonged dysregulation of gene expression and biomarkers of coagulation, fibrinolysis, and endothelium in pediatric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alaria
编辑推荐:
本研究针对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疟疾(CNS-M)恢复期分子机制不清的问题,通过纵向分析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转录组和血浆生物标志物动态变化,发现CNS-M患儿在恢复6周后仍存在凝血/纤溶系统、血小板活化和内皮功能相关基因表达与生物标志物的持续失调,且与游离DNA(cfDNA)水平密切相关,为理解CNS-M远期神经认知后遗症提供了新视角。
在疟疾肆虐的非洲地区,儿童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当感染恶性疟原虫后,部分患儿会发展为最凶险的中枢神经系统疟疾,即使经过青蒿琥酯等规范治疗,仍有约30%的幸存者会出现长期神经认知和行为障碍。这背后的分子机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孩子能完全康复,而另一些却要承受终身后遗症?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界。
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比较急性期患儿与健康对照的差异,而对恢复过程中的动态变化知之甚少。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决心揭开这一黑箱,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肯尼亚基苏木县的儿童医院,开展了一项历时四年的追踪研究。
为了全面解析CNS-M恢复期的分子特征,研究人员设计了严谨的队列研究,分别纳入37名CNS-M患儿、20名无并发症疟疾患儿和12名非疟疾发热患儿。他们在多个时间点采集血液样本:入院时(治疗前)、出院时(临床恢复后2-6天)、恢复后6周和6个月。样本经过精心处理,外周血单核细胞通过ficoll-hypaque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并冷冻保存,血浆则用于多种生物标志物的检测。
技术方法上,本研究主要运用了RNA测序技术对外周血单核细胞进行全转录组分析,通过Reactome数据库进行通路富集分析,使用CIBERSORT算法估算免疫细胞亚群分布,并采用流式细胞术验证基础细胞类型频率。同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多重MagPix检测和QUBIT测定等技术,系统评估了血浆中的疟原虫生物量、细胞游离DNA及多种与凝血、纤溶、中性粒细胞活化、内皮稳态和细胞因子信号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
|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alaria (CNS-M;n=37) |
Uncomplicated malaria (UM;n=20) |
Acute febrile non-malaria(AFN; n=12) |
Median(IQR)axillary temperature C |
CNS-M患儿年龄显著小于其他两组,体温和脉搏率更高,94.5%有全身性癫痫发作史,57%的患儿Blantyre昏迷评分<3。CNS-M组的中位HRP2水平是UM组的5倍,表明其寄生虫生物量更高。
转录组分析显示,CNS-M患儿入院时与出院时比较有740个基因上调,651个基因下调。上调基因富集于白细胞介素/细胞因子信号、中性粒细胞脱颗粒、先天免疫等通路;下调基因则主要涉及蛋白质生物合成。
恢复期Reactome通路变化揭示CNS-M特异性失调
从入院到恢复6周,CNS-M患儿表现出独特的通路动态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止血相关的Reactome通路在CNS-M恢复6周后特异性下调,而这一现象在UM和AFN患儿中未观察到。
LAG3、CCR5、PDGFRB和ICMT这四个基因在CNS-M急性期特异性高表达,而在UM和AFN中未见类似现象,可能成为区分CNS-M与其他疟疾类型的潜在分子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分析显示,CNS-M患儿在出院时和恢复6周后,多种与凝血/纤溶系统、中性粒细胞活化、内皮功能及细胞因子信号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仍持续异常。
cfDNA与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提示持续血栓形成倾向
血浆cfDNA水平在CNS-M急性期显著高于UM和AFN,且在恢复6周后仍维持高位,而UM组则明显下降。相关性分析显示,cfDNA与多种血栓形成相关生物标志物存在显著关联。
本研究首次系统描绘了儿童CNS-M恢复期的分子动态图谱,揭示了凝血-纤溶系统、血小板活化和内皮功能的持续失调是CNS-M区别于UM的关键特征。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首先,研究确定了CNS-M恢复期特异性分子标志物,为早期识别高危患儿提供了潜在靶点。LAG3、CCR5、PDGFRB和ICMT等基因的特异性表达,以及止血通路的持续异常,可能成为预测神经认知后遗症的生物学指标。
其次,研究强调了cfDNA在CNS-M病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cfDNA不仅与急性期严重程度相关,更与恢复期持续的血栓形成倾向密切相关,这为开发针对性的辅助治疗策略提供了新思路。类似于COVID-19和狼疮等炎症性血栓疾病中针对cfDNA的治疗方法,或许也可应用于CNS-M的临床管理。
第三,研究指出了恢复期监测的重要性。临床医生不应仅满足于急性期症状的缓解,而需要关注患儿出院后的分子水平恢复情况,特别是凝血和内皮功能状态的长期跟踪。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未能进行眼底镜检查区分视网膜病变阳性与阴性的CNS-M,样本量相对较小,AFN组的异质性较大,以及使用肝素而非柠檬酸盐作为抗凝剂限制了凝血功能分析等。这些局限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展望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队列研究来验证这些分子标志物的预测价值,同时结合神经认知评估,明确分子失调与临床后遗症之间的因果关系。单细胞转录组分析将有助于揭示特定细胞类型在恢复过程中的作用,而功能研究则能阐明cfDNA等分子在血栓形成中的具体机制。
这项发表于《BMC Infectious Diseases》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儿童CNS-M发病机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改善患儿长期预后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全球疟疾防控进入新阶段的今天,关注幸存者的生命质量与健康结局,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