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心理韧性（cognitive resilience）与拖延行为（procrastination）联系起来的认知和神经通路

《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pathways link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o procrastination

心理韧性通过目标规划和情绪控制神经机制减少拖延，左额下回和右颞下回灰质体积与之相关。

　　本研究由张比英、张蓉和冯廷勇三位学者共同完成，他们来自西南大学心理学系，位于中国重庆市。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认知和神经基础。拖延行为是一种负面行为，它不仅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还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但这种关系背后的具体认知机制和神经结构尚未得到充分揭示。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者对430名大学生进行了MRI扫描，并要求他们完成心理韧性量表（RSCA）和一般拖延量表（GPS）。研究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负相关主要由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这两个心理韧性子成分所驱动。此外，通过VBM分析发现，左额下回（IFG）和右中额回（MFG）的灰质体积（GMV）与目标规划存在正相关，而右颞下回（ITG）的GMV则与情绪调节存在正相关。重要的是，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果显示，左IFG和右ITG分别通过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与拖延行为相关联。综合这些发现，可以得出结论，较高的心理韧性主要通过支持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的大脑区域来减少拖延行为。

拖延行为被定义为即使延迟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后果，个体仍然推迟原本计划执行的行为（Steel, 2007）。已有研究指出，大约15%至20%的成年人存在慢性拖延，而75%以上的大学生报告过学业拖延（Carranza Esteban and Ramírez Torres, 2013; Steel and Ferrari, 2013）。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拖延行为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包括学业表现下降（Kim and Seo, 2015）、工作效率降低（Balkis and Duru, 2017）、主观幸福感减少（Andangsari et al., 2018）以及健康状况恶化（Sirois et al., 2003）。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倾向于推迟目标导向行为，是因为在任务执行过程中难以管理负面情绪（Zhang and Feng, 2020）。相反，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即使在面对不利事件时，也能够保持对任务目标的专注（Benetti and Kambouropoulos, 2006; Dias and Cadime, 2017）。已有研究指出，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Block and Kremen, 1996; Ko and Chang, 2019; Ragusa et al., 2023）。然而，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认知和神经基础仍未得到充分探索。

心理韧性指的是个体在面对逆境时的应激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成功适应（Connor and Davidson, 2003; Luthar et al., 2000）。先前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作为心理韧性两个核心成分，这些成分驱动适应性结果（Demers et al., 2022; Nahum et al., 2023），而这些成分的缺失则与适应不良行为如拖延相关（Sirois and Pychyl, 2013; Xu et al., 2021; Zhang et al., 2019）。通过这两个成分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联系。具体来说，目标规划需要通过抵制干扰来维持对任务目标的专注，这一过程本质上依赖于自我控制（Baumeister et al., 2019; Brown, 2015; Hu and Gan, 2008; Morrison et al., 2017）。由于自我控制的失败是拖延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Steel, 2007），因此具有心理韧性的个体更能通过自我控制维持目标导向行为，从而减少拖延。这一观点得到了神经科学证据的支持，即通过应用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增强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活动，可以有效减少拖延行为（Xu et al., 2023）。其次，情绪调节涉及对情绪波动的调节，这与有效的情绪调节是同一概念（Hu and Gan, 2008）。拖延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情绪调节失败，即个体通过延迟任务来避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Zhang and Feng, 2020）。实证研究表明，提升情绪调节技能可以减少拖延行为（Eckert et al., 2016）。因此，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可能更擅长调节在面对任务时产生的负面情绪，从而减少拖延。总而言之，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核心成分，尤其是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来解释。

在以往的神经影像学研究中，已经确定了心理韧性的一些神经基础，主要集中在前额叶皮层（PFC）上，因为PFC在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Curtis and Cicchetti, 2007; Gazzaniga, 2014; Hampshire et al., 2010; Sharot et al., 2012）。具体而言，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脑区。从结构上看，心理韧性与右中额回（MFG）的灰质体积（GMV）存在正相关，MFG是用于自上而下注意力控制的关键区域（Benoit et al., 2015; Burt et al., 2016; Gagnepain et al., 2017）。从功能上看，具有较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刺激时，MFG和IFG（用于抑制控制的关键区域）的激活程度更高（Hampshire et al., 2010; Sharot et al., 2012）。因果证据进一步支持这一联系，因为增强DLPFC的活动，作为自我控制的核心区域，已被证明可以提高心理韧性（Salehinejad et al., 2017; Gazzaniga, 2014）。同时，研究还指出与情绪调节相关的脑区。例如，心理韧性与左侧眶额皮层（OFC）的低频波动幅度（fALFF）存在关联，OFC是调节预期负面情绪的关键区域（Kong et al., 2018; O'Doherty et al., 2001; Seymour et al., 2005）。总体而言，代表心理韧性的神经回路可能隐藏在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之中。

此外，大量研究表明，拖延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也与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密切相关（Chen et al., 2020; Hu et al., 2018）。一个关键的理论框架是Chen及其同事提出的拖延行为三网络解剖模型，该模型包括自我控制网络、情绪调节网络和事件预期网络（Chen et al., 2020）。在自我控制网络中，左DLPFC被发现与拖延行为存在负相关（Liu and Feng, 2017）。在情绪调节网络中，OFC和岛叶被视为核心区域。例如，OFC的灰质体积与拖延行为存在正相关（Hu et al., 2018）。此外，岛叶的显著性网络功能动态已被发现通过标记情绪信号来诱发拖延行为（Chen et al., 2020）。总之，涉及自我控制和情绪调节的脑区似乎是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关系的关键神经相关因素。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网络分析和VBM方法来探讨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认知和神经基础。心理网络将行为概念化为心理及其他成分之间的复杂互动（Epskamp et al., 2018）。网络分析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从而提供更深入的理解，揭示变量之间的互动背后的核心成分（Hevey, 2018; Mullarkey et al., 2019; Vos et al., 2021）。VBM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用于研究个体特质的细微脑结构（Hu et al., 2011）。首先，我们要求参与者进行MRI扫描，并完成心理韧性量表（RSCA）和一般拖延量表（GPS）。其次，我们构建了一个网络模型，以说明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认知基础。第三，我们进行了全脑VBM分析，以识别心理韧性相关的脑区，并随后调查这些脑区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联。最后，我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构建了一个整合的认知-神经模型，以探讨心理韧性如何与拖延行为相关联。

在本研究中，参与者包括430名大学生（其中323名女性；平均年龄19.288岁，标准差1.675）。所有参与者均为右利手，且无精神疾病或神经系统疾病史。在实验前，参与者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在完成实验后获得报酬。研究方案已获得西南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在本研究中产生的数据集和代码将作为研究资料进行保存和管理。

在行为结果方面，所有变量，包括拖延行为、心理韧性及其五个方面（即目标规划、情绪调节、积极思维、求助行为、家庭支持），在我们的样本中均呈正态分布（见图1；表S.1）。在使用FDR方法校正多重比较后，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心理韧性及其五个方面均与拖延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见图1）。这一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以通过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等子成分来解释。

在讨论部分，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认知层面，我们的网络模型首先识别出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作为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联系的核心维度。在神经层面，VBM分析将这些维度与特定的结构基础联系起来：目标规划与左IFG和右MFG的灰质体积存在正相关，而情绪调节则与右ITG的灰质体积存在正相关。此外，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果显示，左IFG和右ITG分别通过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与拖延行为相关联。这一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心理韧性通过支持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的大脑区域来减少拖延行为的观点。

本研究的结论指出，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认知和神经层面的路径来解释。在认知层面，我们的网络模型揭示了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负相关主要由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驱动。在神经层面，这些认知功能与特定的结构基础相关联。左IFG和右MFG的灰质体积与目标规划存在正相关，而右ITG的灰质体积则与情绪调节存在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不仅与特定的脑区有关，而且这些脑区在支持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明确了作者的贡献。张比英负责撰写原始稿件、可视化、方法设计、研究实施、数据整理和概念设计。张蓉负责撰写和编辑。冯廷勇负责撰写和编辑、监督研究进展并获取研究资金。所有参与者均在研究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已获得西南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为H23117。本研究的资金支持来自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271123）、重庆市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CSTB2022TIADKPX0150）、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C27052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SWU2009104）以及西南大学创新研究2035试点计划（SWUPilotPlan006）。

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和技术，以确保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首先，我们使用了MRI扫描技术来获取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数据。MRI扫描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脑图像，帮助我们识别与心理韧性相关的特定脑区。其次，我们使用了心理韧性量表（RSCA）和一般拖延量表（GPS）来评估参与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RSCA量表用于测量心理韧性，而GPS量表用于评估拖延行为。这些量表经过广泛验证，能够有效反映个体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模式。此外，我们采用了网络分析方法来探讨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网络分析能够揭示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从而提供更深入的理解，说明心理韧性如何通过不同的认知机制和神经结构影响拖延行为。

在神经层面，我们使用了VBM方法来分析大脑结构的变化。VBM是一种基于体积的磁共振成像方法，能够识别大脑中与心理韧性相关的特定区域。通过VBM分析，我们发现左IFG和右MFG的灰质体积与目标规划存在正相关，而右ITG的灰质体积与情绪调节存在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不仅与特定的脑区有关，而且这些脑区在支持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此外，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这些发现，显示左IFG和右ITG分别通过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与拖延行为相关联。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这些结果深化了我们对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揭示了其背后的具体认知机制和神经结构。从实践上看，这些发现为干预拖延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增强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能力，可以有效减少拖延行为。此外，这些结果还表明，通过调节特定的大脑区域，如左IFG和右ITG，可以改善心理韧性，从而减少拖延行为。

本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在于采用多种方法技术，如网络分析和VBM，来探讨这一关系。这些方法技术能够提供更全面和深入的分析，揭示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此外，本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大，且参与者均为大学生，这使得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通过这些方法技术，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与心理韧性相关的脑区，并探索这些脑区如何影响拖延行为。

在讨论中，我们还提到了一些未引用的参考文献，如Benoit and Anderson, 2012。这些文献可能提供了额外的背景信息或相关研究，但由于某些原因未被引用。然而，这些文献的内容并未影响本研究的结论，因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支持。

本研究的作者声明没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与研究、作者身份和论文发表无关。这表明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得到了保障，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此外，本研究的伦理审查已经获得西南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为H23117。这表明研究符合伦理标准，保护了参与者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网络分析和VBM方法，揭示了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认知和神经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心理韧性与拖延行为之间的负相关主要由目标规划和情绪调节这两个子成分驱动，而这些子成分与特定的大脑区域存在关联。通过这些发现，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心理韧性如何通过不同的认知机制和神经结构影响拖延行为，并为干预拖延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结果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为改善个体的心理韧性、减少拖延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