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受保护主义观点指导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理解亚马逊保护区内的森林砍伐动态

《Biological Control》：Understanding deforestation dynamics in Amazonian protected areas through land-use change models informed by conservation discourses

保护区网络在阿根廷的演化及土地竞争影响分析

　　保护区域（Protected Areas, PAs）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工具，长期以来被视为缓解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手段。然而，尽管保护网络的覆盖范围在近年来有所扩大，其实际效果却因多种因素而受到影响。本文旨在分析阿根廷保护区域网络自1934年以来的“残余性”（residuality）变化，特别是其在农业扩张压力下的位置偏好。通过研究农业适宜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保护区域为何往往被设在相对不受干扰的地区，而不是那些最需要保护的高价值生态区域。

在许多国家，保护区域的设立通常倾向于那些对农业或其他人类活动压力较小的地区，例如山区、偏远地区或已经退化的土地。这种倾向被称为“高远偏倚”（high-and-far bias），意味着保护区域的分布并未充分反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或生态系统的实际需求。在阿根廷，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尽管国家在保护方面做出了诸多承诺，但保护区域的扩张仍显示出对低适宜性农业用地的偏好，而这些区域恰恰是农业扩张压力最小的地方。这种模式表明，尽管阿根廷的保护区域面积持续增加，但它们并未有效覆盖那些具有最高保护价值的生态系统。

阿根廷的保护区域网络自1934年开始逐步扩展，其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国际承诺以及土地使用竞争的多重影响。1980年，国家公园法（Law 22.351）的出台标志着保护区域分类体系的标准化，此后保护区域的设立更加制度化。尽管如此，保护区域的设立仍然受到农业扩张趋势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阿根廷农业高度发展的地区。随着农业产量的增加，特别是大豆和畜牧业的扩张，这些区域的生态价值被逐渐边缘化，从而导致保护区域的“残余性”问题持续存在。

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区域层面，保护区域的设立都显示出对低农业适宜性地区的偏好。这种偏倚不仅体现在保护区域本身的分布上，也反映在它们的缓冲区（buffer zones）与保护区域内部的农业适宜性差异中。大多数保护区域的适宜性低于其周围的缓冲区，这表明这些区域在农业扩张的潜在压力下相对“安全”。然而，这种偏倚并未随时间而减少，说明农业对土地的争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护区域的选址。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区域的分类对这种偏倚有显著影响。严格保护类（如I至IV类）与可持续利用类（如V至VI类）在农业适宜性上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严格保护类保护区域往往位于农业适宜性较低的地区，而可持续利用类保护区域则更多分布在农业适宜性较高的区域。这表明，尽管严格保护类区域旨在减少人类活动的影响，但它们的设立仍然受到农业扩张趋势的制约。相比之下，可持续利用类区域虽然允许一定程度的农业活动，但在设立过程中仍然倾向于选择农业压力较小的地区。

这种模式的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农业扩张的经济驱动因素。阿根廷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生产国之一，其农业扩张不仅带来了经济收益，还对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造成了严重影响。例如，大豆种植和畜牧业的扩张导致了大量森林和自然栖息地的破坏，尤其是在生态适宜性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拥有较高的土地生产力，是农业活动的首选地点，因此，它们的生态价值被低估，保护区域的设立也因此被推迟或限制。

此外，农业扩张的经济收益往往超过了保护区域的生态价值，使得政府和相关利益方更倾向于在农业适宜性高的地区进行开发，而非保护。这种趋势在阿根廷尤为明显，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多项保护政策，但农业扩张的速度仍然远远超过保护区域的设立速度。因此，保护区域的“残余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变得更加突出。

研究还发现，保护区域的设立受到政策和治理能力的显著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保护区域被正式设立，其实际管理效果却大打折扣。例如，一些保护区域缺乏有效的管理计划，或者即使有管理计划，也未能严格执行。这种现象导致了保护区域的“形式大于实质”，即它们在法律上被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在国际层面，阿根廷也面临着保护区域扩张的压力。随着全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度提高，国际社会提出了“30×30”目标，即到2030年，全球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应被纳入保护区域网络。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更合理的保护区域分配，特别是在农业压力较大的地区。研究指出，保护区域的设立需要更多地考虑生态价值和农业扩张的相互作用，以确保保护区域能够有效覆盖那些最需要保护的生态系统。

此外，保护区域的设立还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区域的设立可能与地方利益冲突，特别是在农业和社区发展需求较高的地区。这种冲突可能导致保护区域的设立受到阻碍，或者在设立后面临各种形式的“退化”（如PADDD）。因此，保护区域的设立不仅需要考虑生态因素，还需要协调各方利益，以确保其长期有效的实施。

综上所述，阿根廷的保护区域网络在农业扩张压力下表现出明显的“残余性”趋势，即保护区域更多地分布在农业适宜性较低的地区。这种趋势不仅影响了保护区域的生态代表性，也限制了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实际效果。为了实现更有效的保护，未来的工作需要更加注重保护区域的生态价值和农业扩张的相互作用，同时加强政策执行和社区参与，以确保保护区域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