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年轻和中年男性饮酒模式的普遍性及其预测因素

《L'Encéphale》：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Drinking Patterns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Men in Ghana

酒精使用模式在加纳15-59岁男性中的流行率为68.3%戒酒、20.4%轻度、5.4%低风险、2.9%重度和2.9%高强度。年龄（55-59岁最高）、地区（北方和沿海地区风险最高）、教育水平、吸烟习惯、婚姻状况（已婚和离异影响不同饮酒模式）及工作状态是主要预测因素。建议制定针对性政策以减少酒精相关疾病负担。

　　在对加纳年轻和中年男性饮酒模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饮酒行为与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而加纳全国有46.8%的死亡案例归因于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影响男性群体。为了减少有害饮酒带来的风险及其负面后果，有必要了解年轻和中年男性的饮酒习惯。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加纳年轻和中年男性中不同饮酒模式的普遍性及其相关预测因素。

本研究采用了一种横断面定量研究设计，利用了加纳人口与健康调查（GDHS）2022年的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了7,044名男性的背景特征和饮酒模式信息。通过皮尔逊卡方检验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我们确定了不同饮酒模式与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和预测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完全禁酒、适度饮酒、低风险饮酒（低强度）、高消耗饮酒和高强度饮酒的普及率分别为68.3%、20.4%、5.4%、2.9%和2.9%。卡方分析显示，所有人口特征都与饮酒模式显著相关。适度和低风险饮酒模式的预测因素包括年龄、烟草吸烟和当前工作状态。而年龄、居住地区和与伴侣分开是预测高强度和高消耗饮酒的因素。婚姻和财富指数则被确定为促进禁酒的保护因素。

研究表明，有害饮酒在加纳年轻和中年男性中较为普遍。因此，本研究建议制定和实施针对不同高风险群体的酒精消费减少政策。通过分析这些预测因素，可以更有效地识别高风险群体，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来降低其风险。此外，加强公众对酒精危害的认识，有助于减少酒精的初次使用和有害饮酒行为，同时鼓励寻求专业或社区支持。

本研究通过使用GDHS数据集，增强了结果的普遍性，因为该数据集基于全国代表性、分层和多阶段集群抽样设计。应用抽样权重进一步确保了估计值反映了人口水平参数。然而，本研究的普遍性受到一定限制，仅适用于2022年调查期间居住在家庭中的15-49岁女性。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因果推论的能力。酒精使用是自我报告的，因此可能存在由于过报或欠报导致的固有偏差。此外，各种饮酒模式的测量可能没有准确收集个人数据。由于研究数据是在2022-2023年收集的，因此饮酒模式的普及率和预测因素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通过分析不同年龄组的饮酒模式，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酒精使用的普及率普遍增加。中年男性（45-49岁）的高消耗和高强度饮酒比例最高，而年轻男性（15-19岁）的禁酒比例最高。此外，居住在北部地区（如Savannah、Northern、North East）和沿海地区（如Central、Greater Accra、Volta）的男性，其饮酒模式的危险性显著增加。这些地区可能由于社交场合中酒精的可获得性较高，或者男性在这些地区有更高的饮酒强度倾向。

烟草吸烟被发现是预测适度、低风险和高强度饮酒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与其他研究一致，这些研究发现烟草使用是酒精消费的可靠预测因素。酒精和烟草使用高度共存，它们的相互作用增加了酒精消费行为，因此解释了它们如何预测大多数饮酒模式。这两种物质还与非传染性疾病高度相关，因此将共存用户置于非传染性疾病的潜在风险中。

本研究还发现，父亲和当前工作状态的男性更可能参与适度和低风险饮酒，而不是高消耗和高强度饮酒。之前的研究发现，父亲为了成为更好的榜样，可能会减少或停止饮酒，从而降低其酒精诱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尽管心理和身体疲劳被认为是有害饮酒的风险因素，但工人使用酒精作为减压手段，这可能使他们在工作中的酒精消费更加谨慎，因为大多数工作需要清醒，因此工人更可能参与轻度酒精消费，而不是重度酒精消费。

在婚姻状况方面，只有与伴侣分离的男性更可能参与高消耗和高强度饮酒。已婚和离婚的男性则更可能参与低风险和适度饮酒。婚姻可能提供的保护作用可能是由于妻子有能力影响丈夫的社交活动。分离可能导致失去这种保护，并可能带来心理和情绪上的动荡，从而促使分离的男性参与有害饮酒。然而，这些发现应谨慎解释，因为GDHS的横断面设计不允许建立因果关系。观察到的模式可能还受到地区差异和婚姻选择的自我选择的影响。

财富指数被发现是促进禁酒的保护因素，同时减少有害饮酒的风险。较高的经济地位可能意味着这些年轻和中年男性有更好地做出知情决策的能力，从而避免开始饮酒。较高的教育水平也与较低的饮酒风险和较高的禁酒可能性相关。

通过识别年轻和中年男性中不同饮酒模式的预测因素，本研究指出需要针对高风险群体采取干预措施，以减少其风险。之前的研究发现，更严格的国家酒精政策在减少人口酒精消费方面是有效的。这表明加纳可能需要更积极的国家酒精政策，例如对酒精饮料的媒体营销施加重大限制，提高酒精使用的法定年龄，以及执行对酒驾的禁止。

年轻和中年男性还需要接受关于酒精使用潜在危害的教育。这种教育可能有助于防止男性开始饮酒，同时鼓励他们减少或停止有害饮酒。他们还应接受关于寻求帮助的行为教育，以及知道在哪里寻求适当的专业或社区支持。为了促进寻求帮助的行为并防止复发，应消除对问题性酒精使用的污名。

研究的普遍性得到了GDHS数据集的支持，因为该数据集基于全国代表性、分层和多阶段集群抽样设计。应用抽样权重进一步确保了估计值反映了人口水平参数。然而，研究的普遍性受到一定限制，仅适用于2022年调查期间居住在家庭中的15-49岁女性。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因果推论的能力。酒精使用是自我报告的，因此可能存在由于过报或欠报导致的固有偏差。此外，各种饮酒模式的测量可能没有准确收集个人数据。由于研究数据是在2022-2023年收集的，因此饮酒模式的普及率和预测因素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通过分析饮酒模式的预测因素，本研究强调了制定和实施针对不同高风险群体的政策的重要性。这些政策应包括加强公众教育、限制酒精饮料的媒体营销、提高酒精使用的法定年龄，以及执行对酒驾的禁止。同时，应鼓励寻求专业或社区支持，并消除对问题性酒精使用的污名。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减少有害饮酒行为，降低其对健康和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