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裂的世界中培养韧性：为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安全开展科学外交

《ACS ES&T Water》：Forging Resilience in a Fractured World: Science Diplomacy for Energy,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科学外交面临信任危机与政治分歧挑战，需通过EFW枢纽实现跨部门协同，保障科学独立性与知识公平性。

　　在2025年，我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动荡。气候变化、人口增长、技术变革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正在重塑全球社会，并对机构应对紧迫且相互关联的问题的能力构成挑战。对于从事科研和高等教育的我们来说，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专家权威的下降，以及社会内部的深刻分歧，这些都对我们的机构的社会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些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讨论，而是直接威胁到我们共同应对能源、粮食和水资源可持续性等核心问题的能力，而这正是构建气候韧性的基础。由于这些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使得建立气候韧性变得更加复杂，需要基于坚实证据并依靠跨部门合作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们主张将科学外交作为应对手段。科学外交是指利用科学合作来实现外交目标并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这种理念不应仅仅停留在理想化的层面，而应被视为我们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工具。然而，这一工具本身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外交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超越政治分歧的桥梁，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愿景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过去十五年，地缘政治的竞争不断加剧，科学进步的速度远超监管体系的发展，同时公众对专家的信任也变得脆弱。这些变化揭示了传统以合作为核心的科学外交模式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科学本身的地位受到质疑的背景下。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务实的科学外交框架，能够反映当前的现实情况。这一新的视角正确地将科学外交重新定义为国家和组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使用的工具，这些目标既可以是合作性的，也可以是竞争性的。它也承认了科学外交参与者的多样性，包括工业界在内的各种力量，同时强调了合作与国家安全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更重要的是，它从理论转向实践，关注科学如何影响外交，以及外交又如何反过来塑造科学的发展方向。

然而，科学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其框架本身，而是科学本身正在遭受攻击。在科学被质疑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时代，我们如何利用科学来解决气候变化或资源管理等争议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例，该机构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的权威依据，支撑着诸如《巴黎协定》等关键国际协议。然而，美国——一个曾经在科学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近期表现出对这一重要机构的疏离态度。当一个关键的国际成员拒绝全面参与解决全球危机的科学进程时，这不仅对科学外交构成直接而深远的挑战，也削弱了科学作为团结人类共同行动的基础。

科学外交的未来必须建立在科学本身受到保护的基础上。在当前的环境中，研究人员和科学机构的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呼吁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确保科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使其能够继续作为全球合作的基石。此外，我们还需要在科学外交实践中，探索如何在不同利益和立场之间建立信任，推动跨领域的合作，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提出了一种重新构想的科学外交概念模型，其中能源、粮食和水资源（EFW）作为一个交汇点，展示了科学外交在促进综合决策中的潜力。这一模型建立在两个相互依赖的原则之上：首先，将科学专业知识直接嵌入政策和外交过程中，确保决策基于证据；其次，积极保护科学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使其在政治压力下依然保持可信度和韧性。EFW交汇点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其复杂性跨越了多个领域和国界，决策在一个领域的影响可能会波及到其他系统。因此，科学外交可以成为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谈判权衡、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以及统一目标的重要手段。

通过建立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合作平台，可以促进关于共享资源如能源网络、水系统和粮食供应链的对话，推动既基于证据又适应特定情境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实践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科学的专业性，还取决于科学外交的实施方式。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科学外交必须更加主动地应对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体现在知识生产与表达的权力分配上。传统的科学外交模式往往将资源丰富和地位强大的国家或组织置于中心位置，这可能会忽视本地知识或较小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对于实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因此，科学外交需要更加包容和参与式的做法，以确保科学建议能够反映多样化的现实，并且解决方案更加公平，从而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科学外交的实践不仅关乎科学研究本身，更关乎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保持科学的独立性与影响力。在证据被政治化、信任变得脆弱的背景下，研究人员不能仅仅作为顾问角色存在，而必须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种直接参与能够帮助保护科学研究的完整性，防止其被政治力量所操控，并确保知识的持续生成。科学机构和研究联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为跨学科和跨边界的合作提供了平台，还为科学研究的自主性提供了保障。这种自主性是科学外交能够有效运作的前提。

同时，科学外交也需要与全球治理机制相协调，以确保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用性。在一些国家，科学外交可能被用作推动本国利益的工具，而非真正的国际合作。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科学外交的信誉受损，甚至引发国际间的误解和冲突。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加透明和公正的科学外交模式，能够在不同利益和立场之间找到平衡点，同时确保科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这种模式需要在国际层面建立共识，确保所有参与方都能共享科学成果，并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科学外交的实践还应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科技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科学资源相对匮乏，这使得它们在国际科学合作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科学外交不应仅仅关注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而应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发展潜力。通过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研究能力，并促进国际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可以增强全球科学外交的包容性和公平性。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还能促进全球科学共同体的共同进步。

此外，科学外交还需要应对日益增长的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感。在许多国家，科学被污名化，甚至被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对科学建议的忽视，进而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科学外交必须更加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提高科学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使更多人能够认识到科学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重要性。通过加强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可以增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并为科学外交的实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科学外交不仅需要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发挥作用，还需要在地方和社区层面得到支持。许多地方性问题，如水资源管理、粮食安全和能源供应，往往与全球性挑战密切相关。因此，科学外交应当鼓励地方和社区的参与，使他们能够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多层次的科学外交模式可以确保政策的实施更加贴近实际需求，同时也能增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与理解。

科学外交的未来不仅依赖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还依赖于其在政策和外交过程中的有效应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科学外交的角色和功能，使其不仅成为一种工具，更成为一种战略。在面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粮食短缺和水资源紧张等全球性挑战时，科学外交应当成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桥梁。通过加强科学与政策之间的互动，科学外交可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并推动更加公平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总之，科学外交正处于一个需要深刻变革的十字路口。传统的合作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势，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务实、包容和多元的科学外交框架。这种框架不仅应关注科学的专业性，还应重视科学的独立性和社会合法性。通过将科学专业知识直接嵌入政策和外交过程，保护科学机构的独立性，并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科学外交可以成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科学外交的演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们呼吁所有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共同探索科学外交的新路径，使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