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期间伊朗医护人员心理影响的性别差异：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Discover Mental Health》：Sex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healthcare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为探究COVID-19大流行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性别特异性影响，研究人员针对伊朗医护人员开展了主题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医护人员在感知压力(PSS)和焦虑(HADS)方面得分显著高于男性(β=2.32, P=0.001; β=1.72, P=0.004)，而抑郁症状无显著性别差异。该研究强调了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制定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当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各国医疗系统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医护人员作为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仅承担着极高的感染风险，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尽管已有诸多研究关注疫情对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大多数证据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这样的独特文化背景下的情况知之甚少。伊朗作为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其医疗系统面临着防护设备短缺、ICU床位不足等多重挑战，而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差异可能使得女性医护人员面临更为复杂的心理压力。她们既要在职场奋战，又需承担家庭照顾责任，这种双重负担可能加剧其心理脆弱性。因此，探究伊朗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回答这一问题，来自伊朗多家医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在《Discover Mental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采用多中心横断面设计，于2020年疫情高峰期在伊朗北部巴博尔市进行。研究团队从四家主要医院和十家社区卫生中心招募了400名医护人员参与研究，应答率达到89%。参与者需完成一系列经过验证的心理评估量表，包括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感知压力量表(PSS)、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HPL)、自我效能量表和自尊量表。所有量表均使用波斯语版本，且先前研究已证实其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为确保数据质量， trained nurses对参与者进行面对面指导，并即时核查问卷完整性。统计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除使用非参数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外，还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控制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引人注目的性别差异模式。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男性参与者平均年龄和工作经验均显著高于女性。大多数参与者为女性(82%)，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88.5%)，且已婚比例较高(81.5%)。超过半数的医护人员(53.0%)曾感染COVID-19，61.8%报告至少一名一级亲属感染。

对心理症状的分析显示，女性医护人员在感知压力和焦虑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感知压力总分的中位数比较为女性19.5分 vs 男性16.0分(P=0.001)，焦虑总分中位数为女性8.0分 vs 男性6.0分(P=0.002)。按临界值划分症状发生率后，女性焦虑患病率为53.3%，显著高于男性的39.4%(P=0.03)；感知压力患病率女性为90.4%，男性为77.4%(P=0.009)。有趣的是，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男性患病率为42.2%，女性为35.5%(P=0.54)。

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方面，男性仅在体力活动子量表上得分显著高于女性(P=0.001)，而总体HPL评分及其他子量表（健康责任、营养习惯、社会成长、人际关系和压力管理）均无显著性别差异。自尊和自我效能评分在男女之间也无显著差别。

工作场所的比较发现，医院工作人员的整体HPL评分显著高于社区卫生中心工作人员(P=0.003)，且在体力活动、营养习惯、社会成长和压力管理子量表上得分更高。然而，医院工作人员同时报告了更高的感知压力水平(P=0.001)和较低的自尊水平(P=0.0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性别差异的稳健性。在调整了年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COVID-19感染情况等混杂因素后，女性与男性在感知压力评分上的平均差异为β=2.28(95% CI: 0.72-3.84, P=0.004)，焦虑评分差异为β=1.45(95% CI: 0.08-2.81, P=0.04)。即使进一步调整HPL、自尊和自我效能评分后，这些差异仍然保持显著（感知压力β=2.32, P=0.001；焦虑β=1.72, P=0.004）。抑郁评分的性别差异在任何模型中均不显著。

讨论部分深入分析了这些发现的潜在原因和意义。女性医护人员更高的心理负担可能源于多种因素：生物易感性、性别角色期望、家庭-工作平衡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的差异。在伊朗文化背景下，女性通常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这种"双重负担"在疫情压力下可能被放大。与一般人群研究一致，伊朗女性通常报告更高的心理困扰患病率，但本研究特别强调了 healthcare workers这一高危职业群体的独特处境。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抑郁症状无显著性别差异，与全球趋势不完全一致。作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文化特异性——男性可能因社会 stigma而 underreporting抑郁症状，或疫情对两性造成了相对均匀的心理冲击。此外，女性可能采用了更有效的应对策略（如情感表达、社会支持利用），从而缓解了抑郁症状。

研究还讨论了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潜在关联。虽然总体HPL评分无性别差异，但男性更高的体力活动水平可能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保护作用。这一发现与Zheng等人的研究一致，强调了将生活方式因素纳入心理健康研究框架的重要性。

从实践意义角度，本研究强调了针对女性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持干预的紧迫性。作者建议实施如正念减压(MBSR)和接纳承诺疗法(ACT)等证据-based干预措施，并考虑通过灵活排班、同伴支持和心理咨询等方式减轻工作场所压力。这些干预措施需结合伊朗文化特点进行适当调整，以确保其可接受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多维评估框架，同时考察了心理症状、生活方式行为和自我认知因素，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探究性别差异。然而，研究也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男女样本量不平衡可能影响统计检验力；自报数据可能存在偏倚；未考察社会支持、应对风格等潜在调节变量。

结论明确指向需要加强针对医护人员，特别是女性人员的心理健康支持系统。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追踪疫情不同阶段的心理健康变化，并纳入更广泛的心理社会和情境变量，以更全面理解性别差异的心理健康决定因素。

这项研究填补了中东地区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研究的空白，为制定文化敏感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关注特定人群的心理脆弱性并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对于维持医疗系统稳定运行和保障医护人员 wellbeing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