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中的累积社会逆境假说：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以及异常的显著性（即某些信息被过度关注的现象）在羞辱经历与类似精神病症状的体验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iatry》：The cumulative social adversity hypothesis of psychosis: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aberrant salience medi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umiliation and 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个体长期累积社会逆境（CSA）可能通过认知加工模式（如异常显著性感知AS和不确定性容忍度IU）间接导致精神分裂症样体验（PLEs）。纵向研究发现，AS单独中介羞辱与PLEs的关联（β=0.062, 95%CI=0.023-0.103），而IU需与AS共同作用才显著（β=0.029, 95%CI=0.018-0.042）。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5, 95%CI=-0.001-0.090），表明中介效应占主导。研究强调AS的核心作用，同时提示IU可能通过增强威胁感知间接影响PLEs发展。

　　这项研究聚焦于社会剥夺（Cumulative Social Adversity, CSA）与精神病性类似体验（Psychotic-Like Experiences, PLEs）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了两种认知处理模式——异常显著性（Aberrant Salience, AS）和不确定性容忍度（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IU）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了一种理论驱动的序列中介模型，通过对非临床样本中年轻成年人的追踪分析，揭示了社会压力如何通过个体的认知机制影响精神症状的出现。

研究的背景建立在对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性障碍的持续性理解之上。近年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精神疾病并不仅仅局限于临床诊断的范畴，而是存在于更广泛的人群中，形成一个连续的光谱。这种连续性意味着，即使是健康个体也可能经历某些类似精神病性的现象，如感知异常或幻觉般的体验。这些现象通常被称为精神病性类似体验（PLEs），其发生频率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但普遍被认为与精神疾病的发展存在某种联系。尽管PLEs在临床和非临床群体中都有出现，但其是否预示精神疾病的发生仍需进一步探讨。

研究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即累积社会剥夺假说（CSA hypothesis）。这一假说强调，长期处于被排斥、边缘化或从属地位的社会情境，可能对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从而增加精神疾病的风险。相较于“社会失败”这样的术语，研究者选择“累积社会剥夺”以避免对某些群体造成负面影响。研究指出，社会剥夺可能导致个体对威胁的敏感度提高，并在心理处理过程中产生偏差，进而增加出现类似精神病性体验的可能性。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采用了一种基于网络的调查方式，收集了1308名年龄在18至40岁之间的非临床年轻成年人的数据。调查时间跨度为六个月，通过两次评估（T1和T2）来追踪个体在这一时期内的变化。研究者使用了多种心理评估工具，包括测量个体经历的“羞辱量表”（Humiliation Inventory）、评估异常显著性倾向的“异常显著性量表”（Aberrant Salience Inventory, ASI）、用于记录PLEs的“前驱问卷-16”（Prodromal Questionnaire-16, PQ-16）以及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患者健康问卷-9”（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这些工具在评估过程中都表现出良好的信度，确保了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羞辱本身与后续的PLEs没有直接的统计学关联，但通过两种不同的中介路径，羞辱仍然与PLEs的发生存在显著联系。第一种路径是通过异常显著性（AS）的中介作用，而第二种路径则是通过不确定性容忍度（IU）和异常显著性（AS）的共同中介作用。研究发现，IU单独作为中介变量时，并不能显著解释羞辱与PLEs之间的关系。这表明，IU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AS的发展，从而间接影响PLEs的出现。研究者还指出，AS对PLEs的直接影响更为显著，这与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致，即AS在精神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从理论角度来看，异常显著性（AS）指的是个体对原本无害的刺激赋予不适当的重要性。这种认知偏差在健康人群中也偶尔会出现，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精神病性症状的前兆。研究者提出，AS可能是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它能够连接社会剥夺（如羞辱）与精神症状的出现。而不确定性容忍度（IU）则被定义为个体对模糊情境的负面反应，通常表现为对不确定性的焦虑和对可能负面事件的过度担忧。尽管IU本身与PLEs没有直接的统计学关联，但其对AS的促进作用可能是导致PLEs出现的重要因素。

研究还强调了社会剥夺与个体心理状态之间的复杂互动。社会地位低下、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可能使个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更加敏感，从而加剧焦虑和抑郁症状。这些心理状态又可能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认知处理方式，使其更容易将外界信息解读为威胁，从而增加出现异常显著性体验的可能性。这种机制可能解释了为何某些社会群体更容易出现精神疾病相关症状，尤其是那些长期处于社会劣势的人群。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IU与AS之间的关系。IU可能通过影响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方式，间接促进AS的发展。这种关系在研究中得到了支持，因为研究发现IU对AS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AS又对PLEs产生显著影响。因此，IU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为AS的形成提供了心理基础，进而影响精神症状的出现。这一发现为理解精神疾病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示我们应关注社会剥夺如何通过个体的认知和情绪反应来影响心理健康。

从临床角度来看，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它表明，针对个体的认知处理模式，如异常显著性和不确定性容忍度，可能是干预精神疾病风险的重要方向。研究者指出，心理治疗过程中，减少异常显著性可能是一个关键目标，而同时关注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干预也可能有助于降低精神症状的发生风险。这种双重干预策略可能在预防精神疾病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那些经历长期社会剥夺的个体中。

研究的局限性也需要被重视。首先，样本并未经过临床访谈，因此无法排除潜在的心理疾病，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其次，研究仅包括两次评估，时间跨度较短，难以完全确认因果关系。此外，样本的代表性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未记录非参与者的具体原因，可能导致样本偏差。最后，研究中发现的中介效应普遍较小，这提示我们需要在更大的样本中进行验证，以确保结果的普遍适用性。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理解社会剥夺如何通过个体的认知和情绪机制影响精神症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它不仅揭示了异常显著性和不确定性容忍度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还为未来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研究的局限性也提醒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纵向研究和更全面的评估方法，以更准确地描绘这一复杂的心理机制。同时，研究强调了社会因素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