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自由主义者成为活动家时：社会危机的威胁促使新自由主义者表现出对内群体的亲社会行为（即对内群体成员的积极帮助行为）以及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即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帮助行为）

《Frontiers in Psychology》：When neoliberals become activists: social crisis threats motivate ingroup and outgroup prosociality among neoliberals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经济危机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显著性如何影响新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责任和 meritocracy）的亲社会行为。结果显示，危机显著性缓冲了新自由主义信念与减少亲社会行为及系统合理化的负相关，其中乌克兰危机中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尤为显著。

　　在当今社会，经济不平等和人道主义危机日益凸显，成为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支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责任和竞争，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应基于个人努力和能力，而不是集体行动或政府干预。这种信念体系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促进社会的效率和活力，但也可能抑制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性和对需要帮助者的同情心。然而，当人们面对经济或人道主义危机时，这些危机可能引发一种新的心理反应，促使他们重新评估自身的价值观，并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和集体行动。

本研究通过两项实验探讨了这一现象。第一项实验聚焦于经济危机，第二项则关注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研究发现，当经济危机或人道主义危机变得显著时，即使那些强烈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人，其对社会公平和集体行动的重视程度也会有所提升。这表明，社会危机的存在可能削弱新自由主义对个体行为的抑制作用，使人们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支持援助组织，并表现出对受难者的同情。

在第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阅读了一篇强调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虚构新闻文章，另一组则阅读了一篇描述经济繁荣的控制条件文章。结果显示，经济危机的显著性显著缓解了新自由主义对利他行为的负面影响。尽管新自由主义者通常表现出较低的系统变革意愿和对援助行动的支持，但在经济危机背景下，这种倾向被减弱。例如，当参与者被提醒经济不平等时，他们对援助组织的捐赠意愿和对社会不平等的抗议行为显著增加，这表明危机情境能够激活共享的公平和人道主义价值观，从而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直接影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观看一段描述战争后果的视频或一段中性视频。结果发现，人道主义危机的显著性显著提高了参与者对乌克兰难民的同情和支持。无论是高还是低新自由主义倾向的个体，都表现出相似的反应，这说明危机情境能够超越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激发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感。此外，研究还发现，人道主义危机通过增强对乌克兰难民的群体认同，间接促进了支持和帮助行为。这表明，当人们意识到某些群体的困境时，他们更容易将这些群体视为自己所属群体的一部分，从而增强团结意识和利他行为。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些发现揭示了社会危机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深远影响。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个人努力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在面对威胁时，它可能被重新解释或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这种调整可能源于人们在危机情境下对共享价值观的重新关注，以及对群体归属感的强化。例如，当人们感受到经济或人道主义危机对自身生活的影响时，他们可能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个人主义的过度强调，转而支持更具集体性的行动。

研究还表明，新自由主义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并非绝对，而是受到情境因素的调节。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者表现出较低的系统变革意愿和较少的援助行为。然而，当危机成为关注焦点时，这些行为显著增加。这提示我们，社会危机可能是一种“唤醒机制”，能够激发个体对社会正义和集体利益的重视，从而改变其行为模式。此外，研究还发现，新自由主义与其他系统稳定意识形态（如社会主导取向和政治保守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这说明新自由主义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具有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当个体在危机情境下表现出更强的群体认同时，他们更可能采取支持和援助行为。这表明，群体认同在促进利他行为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受难者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或共享价值时，他们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并采取行动。例如，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参与者对乌克兰难民的认同感增强，这种认同感成为支持他们采取利他行为的中介变量。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情绪在危机情境下的重要性。当人们接触到人道主义危机的信息时，他们的情绪状态（如焦虑和恐惧）发生变化，这可能进一步推动他们采取行动。情绪的激发不仅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还可能促进他们对受难者的关注和参与。这种情绪反应可能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共同命运”感有关，即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受难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研究还指出，新自由主义对利他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不同类型的危机情境下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系统变革的支持被显著削弱，但在人道主义危机背景下，这种影响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危机更多地挑战了新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个人责任”和“市场公平”等核心价值观，而人道主义危机则更直接地涉及对受难者的同情和支持，这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并不完全冲突。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为理解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们表明，虽然新自由主义可能抑制个体的利他行为，但当社会危机成为焦点时，这种抑制作用会被削弱。危机情境能够激发个体对共享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并促使他们采取更具集体性的行动。这不仅对理解社会行为有重要意义，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启示：在面对社会危机时，可以通过强调共享价值观和群体归属感，来促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合作行为。

然而，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例如，样本主要由年轻、女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组成，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此外，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可能未能全面捕捉新自由主义对个体行为的复杂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社会群体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差异，并尝试使用更全面的测量工具来评估新自由主义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最后，研究强调了社会危机在塑造个体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够挑战现有的社会信念，还可能激发新的道德动机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这种方式，社会危机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必要时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调整可能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有所不同，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危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