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创伤与成人抑郁症的短期心理动力学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效果

《Frontiers in Psychiatry》：Childhood trauma and treatment outcomes in short-term psychodynamic an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dult depression

童年创伤（CT）与成人抑郁症（MDD）治疗中认知行为疗法（CBT）和心理动力学疗法（STPP）的效果比较。研究纳入99名MDD患者，基线CTQ-SF评分显示情感忽视（β=0.36, p=0.021）和身体忽视（β=1.07, p=0.001）与抑郁严重性（BDI-II）相关。28周治疗后，CT未显著预测治疗效果或疗法差异（CTQ-SF×Time×Intervention交互项均不显著）。情感虐待在HDRS上呈现初步moderating效应（β=0.69, p=0.038），但经多重检验校正后失效。结论：两种疗法对有CT的MDD患者短期效果相当，选择应基于其他因素。

　　这项研究探讨了童年创伤（CT）对认知行为疗法（CBT）和短程心理动力学心理治疗（STPP）治疗成人重度抑郁症（MDD）效果的影响。研究纳入了100名患者，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了这两种心理治疗方法在治疗过程中对抑郁症状的改善情况。童年创伤的评估使用了《童年创伤问卷-简版》（CTQ-SF），而抑郁症状的测量则采用《贝克抑郁量表-II》（BDI-II）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在基线和治疗28周后进行。结果显示，童年创伤与基线抑郁严重程度存在显著关联，但并未对治疗结果或CBT与STPP疗效的比较产生显著预测作用。研究还指出，尽管某些创伤类型如情感虐待在初始阶段显示出STPP比CBT在HDRS上的改善更明显，但这一效应在多重测试校正后不再显著。这些发现表明，CBT和STPP在治疗具有童年创伤史的抑郁症患者时，都是可行的选择。

童年创伤是导致重度抑郁症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通常表现为情感和身体忽视或情感、身体或性虐待等经历。这些创伤事件不仅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生概率，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和慢性病程。已有研究表明，情感虐待和忽视会显著增加抑郁症的风险，而性或身体虐待的影响则相对较弱。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童年创伤可能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机制，导致皮质醇水平降低、海马体灰质减少以及杏仁核对负面信息的反应增强，从而加剧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影响，目前关于童年创伤是否会影响心理治疗效果的研究结果仍存在分歧。

过去的一些元分析指出，童年创伤可能与抑郁治疗效果较差相关，包括更高的治疗无效风险。但2022年Kuzminskaite等人的研究发现，童年创伤患者与无创伤患者在治疗反应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引发了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受到研究设计的局限性，如样本选择偏差和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此外，关于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比较，研究结果也呈现多样性。部分研究发现，抗抑郁药物比认知心理治疗更有效，而另一些则认为心理治疗在改善抑郁症症状方面具有优势，尤其是在与药物联合使用的情况下。这些发现强调了心理治疗在处理童年创伤相关抑郁症中的潜在价值，同时也指出需要更多针对性的研究来明确治疗的最佳选择。

在心理治疗方法的选择上，CBT和STPP虽然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但都被认为是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有效手段。CBT强调通过调整不合理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来改善抑郁症状，而STPP则更关注个体的早期经历如何影响当前的人际关系和潜意识过程。由于童年创伤通常与持久的人际关系问题相关，心理动力学疗法被认为可能对这类患者更具针对性。然而，一些研究指出，短期心理动力学疗法的效果可能不如长期治疗，这可能与治疗时间的长短有关。例如，Krakau等人的研究发现，长期心理分析治疗（PAT）在五年后比CBT更有效，但这一结果可能受限于治疗的持续时间。而另一项研究则显示，短期心理动力学疗法（STPP）在某些情况下对童年创伤患者的效果优于认知行为疗法（CBT）。

为了进一步探讨童年创伤是否会影响CBT和STPP的疗效，本研究设计了三个主要研究问题：首先，童年创伤的严重程度是否与基线抑郁症状的严重性相关；其次，童年创伤是否预测了治疗期间抑郁症状的改善程度；第三，童年创伤是否调节了CBT和STPP在改善抑郁症状方面的相对效果。结果显示，童年创伤的严重程度确实与基线抑郁症状的严重性有关，但并未显著预测治疗效果。在治疗过程中，童年创伤对抑郁症状的改善程度也没有显著影响。尽管某些创伤类型如情感虐待在初始阶段显示出STPP比CBT在HDRS上的改善更明显，但这一效应在多重测试校正后不再显著。因此，这些结果表明，CBT和STPP在治疗具有童年创伤史的抑郁症患者时，其短期疗效是相似的。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缺乏药物治疗对照组和等待名单对照组，这使得无法直接比较心理治疗与其他治疗方式的效果。此外，由于排除了双相I型障碍患者，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更广泛的情绪障碍人群。童年创伤的测量依赖于患者的回忆，可能存在回忆偏差，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解释。同时，研究样本中仅有三名患者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标准，因此结果主要适用于没有PTSD的抑郁症患者，不能推广到具有PTSD的患者。此外，由于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报告人数较少，这些子类型未被单独分析，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全面性。

尽管本研究没有发现童年创伤对CBT和STPP疗效的显著调节作用，但这些结果仍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它们表明，尽管童年创伤可能与抑郁症状的严重性相关，但并不妨碍患者从这两种心理治疗方法中获益。因此，治疗选择应更多地基于患者的具体需求、治疗师的专业能力以及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而不是单纯依据童年创伤的存在与否。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更大样本量，以提高对童年创伤调节治疗效果的检测能力。此外，还需要更长的随访期来评估童年创伤是否会影响治疗后的情绪复发风险或治疗抵抗性抑郁的发展。同时，探索针对童年创伤的特定心理治疗方法，可能会为这类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干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