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儿童受虐到儿童欺凌的发展路径：自尊与抑郁的纵向双过程模型中的性别差异

《Frontiers in Psychology》：Developmental pathway from child maltreatment to children’s bullying: sex difference in the longitudinal dual-process model of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中国儿童情感与身体虐待通过自尊与抑郁间接影响欺凌行为，性别差异显著，男孩在情感虐待→自尊→欺凌路径中中介效应显著，而身体虐待→抑郁→欺凌路径仅在男孩中显著。研究采用三波纵向设计，控制年龄与社会经济地位，为制定性别和虐待类型差异化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关注的是儿童遭受的情感和身体虐待如何通过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影响其欺凌行为，尤其是在中国儿童群体中。研究的背景表明，尽管欺凌行为与童年时期的虐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同类型的虐待及其背后的心理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形式的虐待如何在不同性别儿童中产生不同的心理路径，从而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欺凌行为通常被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学生反复对另一个学生实施负面行为，其特征包括权力不对等、伤害意图以及行为的重复性。这种行为不仅影响儿童的日常生活，还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和行为问题。然而，尽管欺凌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其表现形式、前因和机制在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特别关注中国儿童群体，探讨其家庭内部不良经历对欺凌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因性别而异。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了三波纵向研究设计，时间跨度约为12个月。在第一波（T1，第一年12月中旬）中，我们收集了关于儿童虐待的数据；在第二波（T2，第二年6月中旬）中，评估了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在第三波（T3，第二年12月中旬）中，测量了欺凌行为。通过这样的设计，我们能够建立预测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减少可能的共同方法偏差。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唐山市的三所小学，包括两所城市学校和一所农村学校，共计780名学生参与了T1的数据收集，774名学生参与了T2，706名学生参与了T3。尽管在研究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因为转学、辍学或缺席而流失，但总体的样本保持了较高的保留率，特别是在城市学校中。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我们首先对所使用的量表进行了信度分析。接着，我们对研究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并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了性别差异。结果显示，性别在某些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T1阶段，男性在情感虐待和身体虐待方面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而在T3阶段，男性在欺凌行为上的得分也明显高于女性。这些差异表明，不同性别儿童在面对家庭内部不良经历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心理和行为反应。

在数据处理方面，我们使用了Mplus 8.3软件进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并采用了偏差校正的百分位数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000次以估计中介效应。同时，我们通过多组分析和Wald检验比较了不同性别群体中路径系数和间接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情感虐待对欺凌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自我价值感这一中介变量实现，且这一路径在男性群体中显著，而在女性群体中不显著。此外，身体虐待对欺凌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抑郁症状这一中介变量实现，同样在男性群体中显著，而在女性群体中未发现显著影响。这些结果提示，情感和身体虐待对欺凌行为的影响机制在不同性别儿童中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还发现，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在儿童虐待与欺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一定的性别特异性。在男性群体中，情感虐待显著影响自我价值感，进而增加欺凌行为的可能性；而在女性群体中，这种影响并未显现。同样，身体虐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在男性中显著，但女性中并未发现这种效应。这些发现表明，不同性别儿童在面对情感和身体虐待时，其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存在差异，这可能与文化背景、社会期望以及性别角色社会化等因素有关。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家庭关系的构建往往基于情感纽带和长期共同居住，这使得家庭内部的不良经历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研究发现，情感虐待更直接地损害儿童的自我价值感，而身体虐待则更倾向于引发抑郁症状。这两种不同的心理路径可能与情感虐待和身体虐待在表现形式和心理后果上的差异有关。情感虐待通常涉及忽视、贬低和嘲笑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使儿童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从而导致低自我价值感，进而促使他们通过欺凌行为来恢复一种短暂的控制感或优越感。而身体虐待则可能通过破坏儿童的身体安全感和情绪调节能力，导致抑郁症状的出现，这些抑郁症状又可能促使儿童通过欺凌行为来释放内心的痛苦或寻求社会认同。

此外，研究还发现，男性在面对情感和身体虐待时，更容易表现出低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这可能与传统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有关。在中国社会中，男性通常被期望表现出坚强和独立，这使得他们在遭遇家庭虐待时，更倾向于压抑情绪并采用外部化的应对方式，如欺凌行为。而女性则可能更倾向于寻求情感支持和专业帮助，从而减少欺凌行为的可能性。这种性别差异提示我们，在制定干预措施时，需要考虑到不同性别儿童在应对家庭虐待时的不同心理机制和行为倾向。

在讨论部分，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发现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现有的循环暴力理论，还揭示了情感和身体虐待对欺凌行为的不同影响机制。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儿童欺凌行为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例如，针对情感虐待的儿童，应重点提供情感支持和心理辅导，以增强其自我价值感和情绪调节能力；而对于身体虐待的儿童，则需要关注其身体安全和心理健康，以预防抑郁症状的产生并减少欺凌行为的可能性。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数据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这可能导致一定的主观偏差，尤其是在儿童群体中。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以提高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其次，研究中仅考虑了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作为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他可能的中介因素，如社会支持、同伴关系等。此外，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仅覆盖了12个月，这可能不足以捕捉自我价值感和抑郁症状之间的长期变化过程。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长时间的纵向设计，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心理机制的发展轨迹。

最后，研究结果对实践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实际操作中，针对不同类型的虐待，应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例如，对于情感虐待的儿童，应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和辅导；而对于身体虐待的儿童，则需要加强身体保护和医疗干预。在政策层面，应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儿童保护法律和系统，加强虐待的预防和早期识别，并提供全面的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服务，以营造一个更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希望能够有效减少儿童欺凌行为的发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