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21年亚洲心血管疾病的负担和风险因素：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GBD 2021）分析

《JACC: Asia》：Burden and Risk Factor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in Asia, 1990–2021: An Analysis for GBD 2021

亚洲1990-2021年心血管疾病负担研究显示，尽管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和致残调整生命年率（ASDR）分别下降25.4%和27.5%，但绝对死亡人数达1180万，占全球61.3%，总致残年数270.4亿。主要风险因素中，高血压持续第一，空气污染排名上升至第三，BMI和空腹血糖水平增幅显著。地区差异明显，中央亚细亚ASDR最高（8630.7/10万），东亚患病率增幅最大（71.7%）。研究强调需针对代谢异常、空气污染等风险因素制定区域化防控策略，持续监测数据对指导政策至关重要。

　　心血管疾病（CVD）作为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其影响在亚洲地区尤为显著。尽管各国在CVD防控方面采取了多种措施，但亚洲的CVD负担仍在持续上升。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死亡人数的增加上，也反映在疾病造成的健康损失和经济压力。根据研究数据，2021年亚洲地区的CVD死亡人数达到1180万，占全球CVD死亡总数的61.3%。与此同时，CVD造成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损失达到2.7亿年，占全球总损失的61.3%。这些数据表明，CVD已成为亚洲公共卫生领域亟需重视的问题。

亚洲地区的CVD负担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6个主要的亚洲地区中，中央亚细亚的CVD负担最为严重，其年龄标准化DALYs率（ASDR）高达8630.7每10万人，而高收入亚太地区的ASDR则相对较低，仅为1632.4每10万人。这一差异可能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健康意识、医疗资源分布以及生活方式等因素密切相关。例如，高收入亚太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医疗体系和较高的健康教育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CVD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然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CVD负担却在持续增加，尤其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这与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的慢性病风险因素、有限的医疗资源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密切相关。

从1990年到2021年，亚洲的CVD负担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尽管CVD的ASD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有所下降，但总体的CVD负担却明显上升。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随着亚洲人口老龄化的加速，CVD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2021年，CVD的ASDR在男性中是女性的1.5倍，且随着年龄的增长，CVD的负担逐渐加重。在男性中，≥90岁的人群的ASDR最高，而在女性中，≥95岁的人群则表现出了最严重的负担。这一趋势提示我们，CVD对老年群体的影响尤为突出，需要特别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管理。

CVD的主要病因包括缺血性心脏病（IHD）和中风，两者共同导致了超过80%的CVD死亡。IHD在中央亚细亚、中东和南亚地区的贡献尤为显著，而中风则在东亚、东南亚和高收入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分布差异可能与各地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有关。例如，IHD的发生与高盐摄入、酒精消费和吸烟密切相关，而中风则可能与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等代谢因素有关。此外，CVD的负担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慢性肾病、低密度脂蛋白（LDL）升高和空气污染等。

在风险因素方面，尽管高血压仍然是CVD的主要风险因素，但空气污染和高体重指数（BMI）等环境和代谢因素在近年来逐渐上升为关键风险因素。2021年，空气污染在CVD的ASDR排名中位列第三，而高BMI则上升至第11位。这些变化表明，CVD的风险因素正在发生动态调整，需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干预。例如，在南亚地区，家庭空气污染（如使用固体燃料）仍然是重要的风险因素，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高BMI和高血糖则更为突出。这种风险因素的变化反映了亚洲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健康挑战。

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在CVD风险因素上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更易受到吸烟、饮酒和高LDL胆固醇的影响，而女性则更多受到空气污染和家庭空气污染的影响。例如，吸烟是男性CVD ASDR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在女性中排名相对较低。这可能与性别在社会行为和健康意识上的差异有关。此外，空气污染对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更长时间暴露于室内空气污染环境有关。

在不同亚洲国家和地区中，CVD的负担和风险因素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例如，越南、不丹、蒙古、印度和东帝汶等国家的CVD负担显著增加，尤其是与空气污染相关的DALYs。与此同时，高血糖和高BMI的负担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显著上升，特别是在东帝汶、印尼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这些变化表明，CVD的风险因素在亚洲范围内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防控措施。

研究还指出，亚洲地区的CVD负担和风险因素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高收入地区如日本和新加坡在CVD防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ASMR和ASDR的下降表明了这些国家在健康基础设施、预防措施和医疗体系方面的优势。然而，低收入地区如南亚国家，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CVD的负担仍然较高，且风险因素的控制相对滞后。这些地区普遍面临贫困、医疗资源匮乏和健康意识不足等问题，导致CVD的流行和死亡率居高不下。

总体来看，亚洲的CVD负担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背景下。尽管一些地区的ASDR和ASMR有所下降，但绝对的CVD负担仍在上升，尤其是在南亚和中东地区。这些变化提示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综合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CVD的挑战。这包括加强健康教育、改善医疗资源分配、实施有效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以及推动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特殊需求，制定个性化的干预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持续监测和研究的重要性。随着亚洲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CVD的风险因素和负担模式可能会进一步演变，因此需要定期更新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变化。通过深入分析CVD的流行趋势、风险因素及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可以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这不仅有助于减少CVD的负担，还能够提高整体健康水平，降低医疗成本，提升社会生产力。

总之，CVD在亚洲地区仍然是一个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其负担和风险因素的变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推动多学科研究，以及实施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可以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CVD的动态变化，探索更有效的干预策略，以实现亚洲地区CVD负担的持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