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会改变社会倾向：疾病显著性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转变的影响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Infection changes social orientations: The effect of disease salience on shifts in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本研究通过视觉刺激实验，探究感染性疾病的威胁如何影响日本参与者的社会取向。研究发现，感染相关和非感染相关威胁均导致横向个人主义显著提升，而集体主义仅在感染威胁下部分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恐惧与厌恶的结合刺激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取向变化，验证了行为免疫系统理论。研究结果为理解疫情下社会行为适应机制提供了实验证据。

　　人类在面对传染病威胁时，其社会取向可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这种现象不仅在社会心理学中受到关注，也在流行病学和文化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社会取向通常被划分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类型，前者强调群体和谐与共同目标，后者则关注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间接证据，缺乏直接探讨传染病威胁是否能够引发社会取向的因果变化。本文通过两个实验研究，使用视觉刺激来增强疾病感知，并直接测试日本参与者在接触这些刺激前后的社会取向变化。研究发现，尽管传统理论预测传染病威胁会增强集体主义倾向，但实际观察到的是个体主义的增加，特别是水平个体主义，这一发现挑战了现有理论，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传染病对社会互动的影响深远。历史上，传染病的发生促使人们采取诸如远离陌生人、保护亲密关系等行为。这些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对集体主义的倾向，即通过群体合作来减少感染风险。然而，随着全球性疫情如新冠的爆发，社会态度和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这引发了关于人们如何感知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新问题。因此，理解传染病如何塑造社会取向成为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采用了实验方法，通过视觉刺激来增强疾病感知，并观察其对社会取向的影响。在第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分为两组，一组观看与传染病相关的图像，另一组则观看与传染病无关的威胁性图像。结果显示，无论哪种类型的刺激，参与者在感知脆弱性上都发生了变化，这表明威胁本身，而不仅仅是传染病相关的线索，可能对社会取向产生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虽然传染病相关的刺激能够显著提升对疾病的担忧，但社会取向的变化似乎更多地受到普遍威胁反应的影响，而非特定于传染病。

为了更精确地探讨情绪因素在社会取向变化中的作用，第二项研究引入了不同的情绪条件，包括恐惧、厌恶以及它们的组合。研究发现，只有当厌恶和恐惧共同存在时，才会显著提升水平个体主义。而单独的厌恶刺激则导致垂直个体主义的增加，恐惧刺激则没有产生显著变化。这一发现支持了行为免疫系统理论，即厌恶是避免病原体的主要驱动力，但恐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增强这一效果。此外，研究还指出，尽管厌恶在传染病预防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它单独作用时并不能全面解释社会取向的变化，恐惧的共同存在可能使影响更加广泛。

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取向变化的复杂性。将社会取向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其对传染病威胁的反应。水平个体主义强调平等和自主性，而垂直个体主义则涉及对等级结构的追求。在疫情背景下，水平个体主义的增加可能反映了人们在保持群体和谐的同时，对个人自由和自主性的重视。这一现象在文化背景较强的集体主义社会中尤为明显，因为当集体主义已根深蒂固时，短暂的个体主义倾向可能成为适应性反应，以补充而非冲突集体主义价值观。

此外，研究还指出，尽管实验结果显示社会取向的变化，但这些变化的效应规模相对较小。这表明在控制条件下，短期的心理适应可能较为微妙，而在现实环境中，这些变化可能更加显著或持久。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更长时间的暴露、反复的刺激以及实际情境中的多种因素，以更全面地理解传染病如何影响社会取向。

研究结果对公共卫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通过提高公众对疾病威胁的感知，可以影响其社会态度和行为。例如，在疫情中，强调群体合作的宣传可能与增强个人自主性的措施共同作用，以促进更有效的公共卫生响应。然而，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调整这些策略，以及这些变化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仍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本文通过两个实验研究，探讨了传染病威胁如何影响社会取向，并揭示了水平个体主义的增加可能成为一种适应性反应。研究不仅挑战了传统理论，还为理解人类社会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变化的长期影响、文化差异以及实际情境中的表现，以更全面地揭示传染病对社会取向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