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从事养猪管理相关人员的生物安全措施以及应对动物疾病的应急准备情况

《Preventive Veterinary Medicine》：Understanding biosecurity and emergency animal disease preparedness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management of pigs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非洲猪瘟防控背景下新南威尔士州非商业猪饲养者的生物安全意识与行为研究显示，该群体生物安全实践参与度较低，存在知识盲区，且风险感知不足，主要障碍为认为已有良好实践。研究建议需制定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强化行业归属感以提升生物安全意识。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NSW）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对农场生物安全的了解、态度和行为，以及他们在紧急动物疾病（EAD）准备方面的状况。通过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的方式，研究人员收集了186份有效的问卷和14次访谈数据，以识别生物安全知识和实践中的差距与障碍，并探索提升生物安全参与度的最佳策略。这项研究特别关注那些出于非大规模商业生产目的养猪的农户，因为这类群体可能比商业生产者更少参与生物安全实践。研究结果对澳大利亚乃至全球范围内小规模养殖者的生物安全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提高整个行业对生物安全的重视提供了依据。

### 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与挑战

生物安全在农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防止疾病引入、早期发现疾病和应对紧急动物疾病（EAD）的关键措施。特别是对于澳大利亚的养猪业而言，由于邻近地区持续出现非洲猪瘟（ASF）疫情，生物安全的实施变得更加重要。ASF是一种对猪有近100%致死率的疾病，目前尚无疫苗可用。这种病毒在未煮熟的猪肉制品中可能存活3至6个月，并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接触迅速传播。一旦发生ASF疫情，不仅会对澳大利亚的猪肉产业造成巨大损失，还可能带来长期的经济负担，包括可能的疫情控制和根除成本。

此外，野猪的广泛分布和潜在感染风险进一步增加了ASF防控的复杂性。野猪数量估计为320万头，如果野猪群体被感染，根除疫情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提高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的生物安全意识和实践，对于防止ASF的引入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对生物安全有一定的认识，但仅有30.7%的人拥有书面的生物安全计划，这表明生物安全意识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 调查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结合在线问卷和定性访谈，以全面评估猪场经营者的生物安全知识、行为和态度。问卷包含36个问题，涵盖生物安全知识、态度、行为、通信网络和 ASF 的认知与担忧等方面。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他们养猪的原因，包括商业、半商业、休闲农场、宠物、家庭食用、寄养服务、农场住宿、动物园/动物展览、动物庇护所等。这种分类方法有助于识别不同群体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差异。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人员还进行了14次访谈，进一步探讨了受访者对生物安全的理解、实践以及他们对整个行业生物安全的看法。访谈对象被分为四类：商业/半商业、小规模/休闲农场、农场住宿和动物庇护所。通过这些访谈，研究人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群体在生物安全方面的实际行为和潜在障碍。

### 调查结果与分析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养猪的主要目的是家庭食用或作为宠物，而非商业性生产。这一结果表明，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可能更关注个人需求，而对生物安全的整体重要性认识不足。此外，尽管89.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了解生物安全，但仅有30.7%的人拥有书面的生物安全计划。这一差距可能源于受访者对现有实践的满意感，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足够的生物安全措施，从而忽视了制定正式计划的必要性。

在生物安全实践方面，受访者在隔离新进动物、限制访客接触猪只等方面表现不佳。尽管大多数受访者对 ASF 表现出担忧，但对 ASF 的认知水平却较低。这表明，尽管存在对疾病风险的担忧，但缺乏对 ASF 的深入理解可能会导致实际应对措施不足。此外，受访者在生物安全计划的制定上表现出一定的不足，特别是那些出于非商业目的养猪的人群，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对行业风险影响不大，从而缺乏动力去采取更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 生物安全意识与行为的差异

研究还发现，不同类型的猪场经营者在生物安全意识和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商业和半商业猪场经营者在生物安全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普遍优于其他类型。他们更倾向于实施隔离措施、记录动物活动、使用生物安全标识，并与兽医保持联系。相比之下，休闲农场、家庭食用和宠物猪场的经营者在这些方面表现较弱。他们更少参与正式的生物安全计划制定，也较少采取隔离措施，甚至有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并不清楚如何实施这些措施。

此外，受访者对生物安全的自我评估与实际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脱节。一些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具备良好的生物安全措施，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计划或行动。这种现象可能与“自满”或“认知偏差”有关，例如“达克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即个体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可能高估自己的能力，从而忽视潜在风险。这表明，提高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的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水平是改善其行为的关键。

### 信息传播与教育需求

研究还探讨了受访者获取生物安全信息的渠道。结果显示，大多数受访者通过互联网、政府网站和行业组织（如澳大利亚猪肉协会）获取信息。然而，对于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而言，这些信息可能不够具体或适用，导致他们难以将生物安全措施应用于实际生产中。因此，有必要开发针对不同群体的生物安全教育资源，以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实践能力。

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商业性猪场经营者通常接受更正式的培训，包括与兽医合作、参加行业会议和使用在线资源。而休闲农场和家庭食用猪场的经营者则更多依赖“实践学习”和与其他小规模生产者的交流。这种学习方式虽然有效，但缺乏系统性和指导性，可能导致知识和实践上的不足。因此，研究建议针对不同类型的猪场经营者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 未来方向与建议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研究人员提出了若干建议，以提高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的生物安全意识和行为。首先，应加强生物安全知识的普及，特别是针对那些对 ASF 认知不足的群体。其次，需要开发更实用的生物安全工具和资源，例如针对小规模生产者的指南、手册和在线课程。此外，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加强与非商业性猪场经营者的沟通，以增强他们对生物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并鼓励他们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同时，研究也指出，生物安全措施的实施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动机和需求。例如，商业性猪场经营者更关注经济利益，因此可以通过强调生物安全对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影响来提高他们的参与度。而对于休闲农场和家庭食用猪场的经营者，可能需要通过强调生物安全对家庭健康和社区安全的重要性来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最后，研究建议在未来的生物安全干预中，采用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策略。这包括根据不同的群体特征设计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和教育，并鼓励建立更广泛的行业网络和合作机制。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整个养猪行业的生物安全水平，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并保护澳大利亚的农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