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幕下的医学交流：欧洲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疗法的跨境流动（1950-1990）

《Medical History》：Therapies crossing borders in European state socialism, 1950-199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本刊特辑聚焦冷战时期欧洲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内医疗知识与疗法的跨境流动。研究人员通过保加利亚与东德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在意识形态对立下，医学领域如何通过非官方渠道、专业网络与国际组织（如WHO）实现跨国合作，挑战了传统冷战史研究中将东方阵营视为封闭体系的刻板印象，为理解社会主义医疗体系的复杂性与跨国互动提供了新视角。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习惯于将冷战时期的欧洲国家社会主义阵营描绘成一个由苏联主导的单一封闭集团。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冷战研究的“文化转向”，这幅图景开始变得复杂而 nuanced（细致入微）。学者们逐渐将目光从国家行为体和外交层面，转向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小规模的转移、调适和（再）协商过程。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医学与医疗保健领域成为了观察“铁幕”渗透性的绝佳窗口。尽管社会主义阵营自诩进步，但其科学与医学发展常被认为与国际脱节且相对滞后。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发表于《Medical History》的特刊引言《Therapies crossing borders in European state socialism, 1950-1990.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由Alexa Geisth?vel与Daniela Koleva执笔，带领我们深入这一被忽视的领域，揭示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欧洲，疗法与医学知识如何穿越意识形态的边界。

该特刊的研究动机源于对传统冷战二元叙事的反思。研究者指出，医学研究和医疗保健领域相较于其他更具意识形态重要性或与军事工业、国家安全更紧密的领域，受“安全化”（securitisation）程度较低，因而对“西方”影响更为开放。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承诺之一，因此，兑现这些服务往往优先于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这使得医疗技术、消费品、药物乃至生物样本（如保加利亚用于生产生长激素的脑垂体）得以跨越铁幕。医生和生物医学科学家作为旅行专家，成为国际合作与跨国纠缠的关键行动者。他们虽在国内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代表国家出访，但也拥有自身的专业议程，并成功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从而对国内政策和专业实践产生了虽未被公开承认但却相当大的影响。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主题，本特刊的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历史学与医学史的研究方法。核心方法是基于档案的案例研究（case study），深入挖掘保加利亚和东德这两个“东方集团外围国家”的具体医疗实践。研究者分析了包括政府档案、医疗机构记录、学术出版物、医生旅行报告以及秘密警察档案在内的多种一手史料。通过这种微观史（micro-history）或“中程语境化”（middle-range contextualisations）的视角，他们将焦点集中在机构、知识生产体制和治疗实践等中观甚至微观层面，旨在捕捉医疗领域的内在动态及其在国家和国际背景下的具体情境。比较研究法也是关键一环，通过对比东德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在国家社会主义体系中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的国家，揭示了医疗体系的不同变体以及跨国交流的多样模式。此外，研究还注重追踪疗法、技术和知识的流通路径，分析其如何被地方行动者接收、适应和再诠释，从而超越了简单的“中心-边缘”或“东西方”对立的分析框架。

东德与保加利亚：欧洲国家社会主义下的两个医疗世界

尽管东德和保加利亚都采用了源自苏联的塞马什科（Semashko）医疗模式（其特点是国家所有制、医务人员领取薪水、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以及长期资金不足），但两国的具体实施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东德是一个“福利专政”（welfare dictatorship），拥有高度发达的医疗保健和严格集中的医疗管理，这使其在1970-1980年代成为西方制药公司进行药物试验的有趣伙伴。与保加利亚不同，东德的医学专业在二战后并未经历大规模清洗，专业标准在人员任命中占主导地位。在柏林墙修建之前，东西德的专业人士仍在会议或协会理事会上会面，并在既定期刊上发表文章，共享专业公共空间。因此，从苏联引入的巴甫洛夫（Pavlov）学说从未在东德站稳脚跟。然而，医疗领域也是东德秘密警察（Stasi）关注的重点，约有3-5%的东德医生曾作为非正式线人向秘密警察报告，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专业群体。在国际舞台上，东德在德国地缘政治分裂后被边缘化，其医学国际接触常带有证明其医疗体系优越性、特别是在与西德竞争最新医学发展的政治角度。

相比之下，保加利亚作为苏联最亲密的卫星国，不仅在医疗保健组织上忠实采纳了塞马什科模式，其在该领域的国际协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主要面向苏联医学。二战后的情况与东德截然不同，保加利亚的医疗专业经历了严重的中断。超过18%的医生在战后几年遭受了政治或行政镇压。同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认识论被牢固地确立在医学教育和研究的各个分支中。特别是，巴甫洛夫思想的全面灌输及其对“资产阶级歪曲”的“捍卫”对从生物学、生理学到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苏联化（Sovietisation）在保加利亚进行得最为彻底，现有的与西方机构（如丹麦红十字会）的合作在苏联压力下被切断，细菌学研究和疫苗政策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并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服务。

案例研究揭示的疗法流动

特刊中的五篇文章通过具体案例，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疗法跨越边界的过程：

1. 1.1.
   米莲娜·安格洛娃（Milena Angelova） 的研究聚焦于二战后迫在眉睫的挑战——结核病，以及冷战初期政治对医学研究的干预。她以卡介苗（BCG）疫苗为例，揭示了保加利亚科学家如何在新的知识生产体制下，在不同忠诚要求之间进行周旋，以追求其研究兴趣。
2. 2.2.
   克里斯蒂娜·波波娃（Kristina Popova） 考察了1950年代初期苏联化的影响，通过所谓的“睡眠疗法”（sleep therapy）说明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组合对治疗实践的影响。睡眠疗法是作为一种“巴甫洛夫式”的、亦即“苏维埃式”的心理疗法在保加利亚引入的。然而，通过对一系列病历记录的分析，波波娃表明，意识形态-科学计划并未顺利转化为临床常规，而是遇到了重新解释和实践上的阻力。
3. 3.3.
   马库斯·瓦尔（Markus Wahl） 的案例研究横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探讨了东德对酒精中毒的治疗。官方声称成瘾症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使得酗酒成为一个被 taboo（禁忌）的健康问题。瓦尔展示了地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如何在官方忽视和道德谴责的氛围下，主动借鉴和适应来自美国、西德疾病概念、捷克同事的治疗俱乐部乃至社会主义内部的他者——教会的模式，来应对实际的成瘾问题，体现了地方专业人士的能动性（agency）。
4. 4.4.
   亚历克莎·盖斯特霍费尔（Alexa Geisth?vel） 将视野从德-德交流扩展到更广泛的国际网络。她研究了从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为确保肾移植（kidney transplantation）成功而发展起来的跨国网络。由于器官替代疗法的性质，跨国交流从一开始就被铭刻在这一 prestigious（享有声望的）项目中，这使得东德的移植医学得以融入国际同行社群，但长远来看也强化了其边缘地位。
5. 5.5.
   达妮埃拉·科莱娃（Daniela Koleva） 关注共产主义政权最后十年，探讨了保加利亚内分泌学、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Endocrinology,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为应对医学研究长期资金不足，而卷入国际“生物经济”（bioeconomy）的模糊方式。例如，该研究所曾参与出口脑垂体用于西方生产生长激素，这反映了为获取西方研究设备和消耗品所需的外汇如何决定了其参与可疑的交换。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特刊的研究结论有力地挑战了将冷战时期欧洲国家社会主义医疗体系视为铁板一块、与世隔绝的传统观点。研究表明，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对立和政治管控，医学领域的跨国交流始终存在，其形式多样，包括直接由政治驱动的合作（如安格洛娃所述）、规避政治分歧的地方性实践（如瓦尔和科莱娃所述）以及建立稳定的国际交流（如盖斯特霍费尔所述）。这些交流并非单向的“西方”影响“东方”，而是包含了东方阵营内部的循环（East-East circulation）以及对国际医学发展的主动参与和贡献。

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东德和保加利亚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其医疗体系的历史渊源、专业化程度、意识形态控制力度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均有显著差异。在体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各种机构、行动者之间具有分歧甚至矛盾的议程。地方层面的医疗实践者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他们利用专业网络、国际接触乃至体制内的缝隙（如线人与处理人的对话空间），来推进其专业目标或应对实际的医疗挑战。

从医学史和冷战史的角度看，本特刊的意义在于它将分析重心放在治疗实践本身，而非仅仅关注政策、意识形态或机构。通过聚焦于疗法如何跨越边界并在新的语境中被采纳和转化，研究提供了观察冷战时期知识流通和跨文化互动的一个新颖而具体的视角。它表明，在号称普世和人道主义的医学领域，意识形态的影响既深刻又并非绝对，地方性的实践、专业群体的网络以及经济资源的制约共同塑造了社会主义医疗的真实面貌。最终，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欧洲的医疗图景增添了至关重要的 nuance（细微差别），并启发我们思考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下，专业知识与实践如何寻求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