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度哮喘患者更换生物制剂的频率与可预测性：基于现实世界的视角

《Asia Pacific Allergy》：The Frequency and Predictability of Switching Biologic Agents in Severe Asthma: A Real-World Perspective

患者基线年急性发作次数和首次生物制剂治疗后哮喘控制测试（ACT）评分改善程度是决定生物制剂转换的关键预测因素。研究纳入165例重症哮喘患者，中位随访18个月，68%初始使用奥马珠单抗，26%使用孟鲁司特单抗，6%使用贝纳鲁肽单抗。37例（22%）需转换生物制剂，单因素分析显示基线AAER（年急性发作次数）≥5次/年和ACT评分改善≤3分是转换高风险因素（OR=2.23, 0.42）。多因素回归模型验证上述结论。本研究为生物制剂转换决策提供了临床预测指标，但需更大样本和更长期随访验证。

　　本研究聚焦于重度哮喘患者在生物制剂治疗过程中可能需要更换药物的情况，并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更换决策的关键因素。重度哮喘是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同时也会带来较高的医疗成本。尽管近年来生物制剂的应用显著改善了患者的病情，但仍有部分患者在初始治疗后未能获得满意效果，因此需要调整治疗方案。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大量真实世界数据的分析，识别出预测患者更换生物制剂的因素，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更精准的治疗决策依据。

研究对象为165名成年重度哮喘患者，研究持续了三年。在这些患者中，68%的患者首先接受奥马珠单抗（omalizumab）治疗，26%接受美泊珠单抗（mepolizumab），6%接受贝那利珠单抗（benralizumab）。研究过程中，除了收集患者的临床和肺功能数据外，还进行了皮肤点刺试验（SPTs）和特异性免疫球蛋白E（IgE）检测，以评估患者的过敏状况。此外，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总IgE水平也被纳入评估范围，因为这些指标对于判断哮喘的类型（如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患者中，有37人需要更换生物制剂。这两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患者在开始治疗前的年度哮喘发作次数以及在开始生物制剂治疗后的首次疗效评估中哮喘控制测试（ACT）的改善程度。年度哮喘发作次数越多，患者更换生物制剂的可能性越大。而在首次疗效评估中，ACT得分改善越小，更换药物的可能性也越高。这表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和对初始治疗的反应是影响是否更换生物制剂的重要指标。

从研究的背景来看，尽管生物制剂在重度哮喘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约四分之一的患者在实际治疗中未能获得预期效果，这不仅影响了患者的病情控制，还可能造成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因此，明确哪些患者更有可能需要更换药物，有助于在早期阶段采取更有效的干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治疗调整。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严格的统计分析手段，包括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t检验和曼-惠特尼U检验，以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同时，通过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了独立预测因子。结果显示，除了年度哮喘发作次数和ACT改善程度外，肥胖、嗜酸性粒细胞型哮喘以及FEV1的变化也对是否更换生物制剂有一定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预测模型，帮助医生在临床实践中更好地评估患者的治疗反应。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指出，虽然之前已有部分关于生物制剂更换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样本量较小，或随访时间较短，难以全面反映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情况。本研究则覆盖了更多的患者，并进行了更长时间的随访，这使得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研究发现，初始生物制剂的疗效评估对于预测后续是否需要更换药物至关重要。如果患者在治疗初期未能显示出明显的临床或肺功能改善，那么更换药物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

此外，研究还强调了标准化评估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关于生物制剂更换的决策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医生可能会根据自身的经验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这种不一致性可能导致不同研究之间得出的结果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对治疗效果的判断。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建立统一的评估体系，以提高生物制剂更换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临床实践中，医生通常会根据患者的症状、肺功能指标以及生物标志物的变化来决定是否更换生物制剂。例如，年度哮喘发作次数是衡量患者疾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而ACT得分的改善则反映了治疗对患者整体哮喘控制效果的影响。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和总IgE水平则有助于判断患者的哮喘类型，进而选择更适合的生物制剂。这些指标的综合分析，可以为医生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依据。

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由于生物制剂的种类不断更新，部分药物（如度普利尤单抗和特培珠单抗）在研究期间尚未广泛应用，这可能对结果的普遍性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研究中并未评估患者是否使用口服糖皮质激素，但考虑到哮喘发作期间通常需要使用此类药物，研究者认为其与年度哮喘发作次数（AAER）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纳入这些变量，以更全面地评估生物制剂更换的决策因素。

总体而言，本研究揭示了重度哮喘患者在生物制剂治疗过程中更换药物的关键预测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有助于医生在治疗初期识别可能需要调整方案的患者，也为未来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由于哮喘是一种异质性较强的疾病，不同患者的反应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研究者建议采用更加精准的医学方法，以确保每位患者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通过持续监测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生物标志物变化，可以及时调整治疗策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必要的医疗干预，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