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每4位移植肝病专家中就有1人被检测出存在不健康的饮酒行为

《Hepatology Communications》：One in 4 transplant hepatolog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creens positive for unhealthy alcohol use

移植肝学家不健康酒精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采用AUDIT-C量表发现26.3%存在高风险，男性、高个人成就感及单身状态增加风险，额外工作时间降低风险，提示需加强职业心理健康干预。

　　

引言

酒精使用障碍（AUD）影响了10.2%的美国人，¹ 随着AUD和酒精相关肝病发病率的上升，医疗团队越来越意识到需要为患者提供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不健康的酒精使用”这一术语涵盖了广泛的高风险饮酒行为，² 不幸的是，在医生中也非常普遍（15.3%），^{3 当怀疑有这种情况时，应同样提供正式的AUD诊断和治疗。移植肝病专家容易遭受职业倦怠4，并且可能有较高的不健康饮酒风险。我们旨在了解美国移植肝病专家中不健康饮酒行为的普遍程度及其相关因素，以便更好地促进工作场所的健康管理。}

方法

这是一项针对69个问题的调查的二次分析，旨在评估美国执业移植肝病专家的职业倦怠率及其预测因素。潜在受访者是通过美国肝脏疾病研究协会的会员目录确定的。收集的变量包括职业倦怠的各个维度（情绪耗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从业年限、学术职称、婚姻状况、地理区域、受抚养人数、肝病专家是否得到抚养人方面的帮助）、执业特点以及心理因素（近期是否犯医疗错误、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韧性）。关于调查的开发和实施的详细信息已在前文中报道。^{4 使用包含三个问题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C）来评估饮酒模式。由于使用AUDIT-C临界值定义不健康饮酒的方式存在差异，我们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标准：标准1：女性AUDIT-C得分3分或以上，男性4分或以上（这是在一般人群中常用的标准，5）；标准2：女性AUDIT-C得分4分或以上，男性5分或以上（这是在医生研究中使用的标准，6）。一个由移植肝病专家组成的工作组（Jihane N. Benhammou、Jasleen Singh、Akshay Shetty、Hirsh D. Trivedi、Beshoy Yanny、Kamron Pourmand和Arpan A. Patel）共同确定了与预测不健康饮酒相关的协变量列表。由于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数据缺失，年龄和学术职称被排除在外。分析使用的是R 4.3软件（R Core Team，2023年版本）。为了进行多变量分析，我们使用了MICE库中的链式方程多重插补方法来填补缺失的AUDIT-C得分。然后，将插补后的数据输入线性回归模型，以测试影响更高AUDIT-C得分的预测因素，其中AUDIT-C得分被视为连续变量。我们还进行了额外的探索性分析，以检查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结果

共分析了185份回复（占738名执业移植肝病专家的25%）。其中大多数为男性（61%），从业年限在10年或以下（57%），已婚（82%），来自东北部地区（34%）。在179名AUDIT-C得分阳性的医生中，根据标准1有47人（26.3%）被判定为不健康饮酒，而根据标准2有20人（11.2%）（图1）。大多数医生报告每月至少饮酒2次或更多次（68%），饮酒日饮酒量少于3杯（95%），且没有酗酒行为（88%）。多变量回归分析显示，男性性别（标准化β系数[β_std：1.51，95% CI：1.08–2.12）、较高的个人成就感（β_std：1.29，95% CI：1.04–1.60）以及未婚状态（与离婚相比，β_std：3.62，95% CI：1.58–8.27）与较高的AUDIT-C得分独立相关。相比之下，离婚状态（与已婚相比，β_std：0.37，95% CI：0.20–0.71）以及带回家的工作时间较长（β_std：0.55，95% CI：0.31–0.98）与较低的AUDIT-C得分独立相关（补充表，https://links.lww.com/HC9/C148）。测试性别、婚姻状况和在家工作时长与AUDIT-C得分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未显著改变结果模式。

图1：

被判定为不健康饮酒的移植肝病专家的比例（N=179份回复）。缩写：AUDIT-C，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

讨论

我们发现，移植肝病专家中的不健康饮酒率低于医生群体（11.2% vs. 15.3%），^{7 但高于普通人群（26.3% vs. 25.5%）。8 在我们的分析中，唯一与较低AUDIT-C得分相关的执业相关因素是带回家的工作时间较长，而男性性别则与更多的不健康饮酒行为相关，这一结果与美国的医生数据一致。6,7 矛盾的是，较高的个人成就感而非情绪耗竭和去个性化反而与较高的AUDIT-C得分相关，这与预期相反。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调查涵盖了与执业环境和个人特征相关的较为全面的变量，但可能存在未测量的混杂因素，例如在高强度移植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或管理复杂患者所带来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未来可能需要进行定性研究。}

我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25%的回复率，以及由于对酒精使用问题的回答存在潜在偏见（担心受到污名化），这可能会低估样本中不健康饮酒的真实普遍程度。目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调整执业相关因素可能不会显著改变饮酒模式，但移植团队仍应高度警惕，因为四分之一的移植肝病专家可能受益于能够获得正式诊断并最终提供基于证据的AUD治疗的护理。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样本中疑似不健康饮酒的移植肝病专家是否接受了此类治疗，但我们的发现强调了提供此类服务的迫切需求。在美国，州的医生健康计划通常会收到医院系统或同事的转诊，制定治疗和监测计划，并可能与州医学委员会联系以确定缓刑或处罚措施。通过这些计划接受治疗的大多数医生仍持有执业执照，并在长期随访中继续工作。^{9 我们鼓励移植中心和管理层将这种护理服务常态化，因为污名化和对职业后果的恐惧可能会限制自我转诊，并确保他们的医生团队能够获得与推荐给患者相同的高质量、保密的咨询和AUD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