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青少年母亲围产期抑郁与焦虑症状的动态演变：发病率上升与点患病率下降的纵向研究揭示心理健康服务整合的紧迫性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Point prevalence and incidence of depressive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women attending antenatal clinics, a longitudinal study among adolescent mothers in Mwanza Tanzania

本研究针对低收入国家青少年母亲围产期心理健康研究空白，通过纵向设计追踪533名坦桑尼亚曼万扎地区青少年孕妇从妊娠中期至产后3个月的心理状态。研究发现，抑郁（EPDS≥9）与广泛性焦虑（GAD-7≥5）症状的点患病率分别从妊娠中期的20.64%、22.33%降至产后3个月的9.90%、10.48%，但发病率从T2至T4持续上升（抑郁：9.00%→11.89%；焦虑：7.20%→10.81）。婚姻状况、伴侣暴力及计划外妊娠是主要风险因素，而认知行为疗法（CBT）干预可能缓解症状进展。该研究为资源匮乏地区青少年围产期心理服务的早期筛查和整合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孕产妇心理健康问题正成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抑郁和焦虑等常见精神障碍已成为育龄妇女疾病负担的第三大原因，并预计到2030年升至首位。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这些问题的发生率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倍，而青少年母亲由于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叠加影响，面临更高的风险。坦桑尼亚的曼万扎地区作为该国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青少年妊娠率高达27%，但针对该群体的围产期心理健康研究和服务几乎空白。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一般孕产妇群体，且缺乏对症状动态变化的纵向观察，特别是发病率数据严重缺失。这一现状凸显了开展针对青少年母亲围产期精神健康轨迹研究的紧迫性。

为填补这一知识空白，Matiko Mwita及其团队在《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发表了一项纵向研究，追踪调查了533名妊娠中期青少年孕妇，从2023年8月至2024年6月，在坦桑尼亚曼万扎的三家产前诊所进行随访。研究在四个时间点（妊娠中期T1、妊娠晚期T2、产后4周T3、产后3个月T4）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广泛性焦虑障碍7项量表（GAD-7）进行评估。关键方法包括采用便利抽样招募参与者，使用EPDS（截断值≥9分）和GAD-7（截断值≥5分）进行症状筛查，并对筛查阳性者提供基于认知行为疗法（CBT）的团体干预。数据分析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考察社会人口学因素与症状间的关联。

参与者招募与随访

研究初始纳入533名参与者，T2、T3和T4时的随访率分别为99.6%、96.6%和96.6%，失访率仅为3.4%。

点患病率与发病率变化

抑郁症状的点患病率从T1的20.64%显著下降至T4的9.90%，焦虑症状从22.33%降至10.48%。然而，发病率呈现相反趋势：抑郁症状发病率从T2的9.00%上升至T4的11.89%，焦虑症状从7.20%升至10.81%。这表明尽管整体患病比例下降，但新发病例持续增加。

社会人口学因素关联分析

多变量逻辑回归显示，妊娠中期（T1）时，年长、已婚、计划内妊娠是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保护因素，而与父母同住和遭遇伴侣暴力则显著增加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产后3个月（T4）时，已婚状态反而与抑郁和焦虑症状风险增加相关（抑郁：OR=7.2；焦虑：OR=6.9）。伴侣暴力在孕期及产后早期（T1-T3）与症状显著相关，而计划内妊娠在整个围产期均降低焦虑风险。抑郁与焦虑症状高度共病，各时间点OR值在12.3至149.2之间。

干预参与情况

共有373名筛查阳性者参与了CBT团体干预，由经过培训的助产士每月在产前或产后访视时开展，累计进行44组小组会议，每组8-10人，每人至少参加5次会话。

本研究首次在低收入国家青少年母亲中揭示了围产期抑郁与焦虑症状的“点患病率下降、发病率上升”这一矛盾现象。发病率持续走高强调需从妊娠早期开始重复筛查以识别新发病例。社会因素（如婚姻状态动态变化、伴侣暴力）是核心风险变量，而CBT干预可能通过缓解症状进展贡献于点患病率降低。结果突显了在坦桑尼亚等资源有限地区，将心理健康服务整合至常规围产保健的迫切性，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婚姻关系辅导和暴力干预。未来需通过随机对照试验（RCT）验证干预效果，并扩展至农村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