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U早产儿母亲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动态轨迹及其对泌乳结局的影响：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Breastfeeding self-efficacy, milk outpu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others of preterm infants: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the NICU

本研究针对NICU早产儿母亲母乳喂养自我效能（BSE）不足、泌乳量低的核心问题，通过前瞻性队列设计系统探讨了BSE与喂养方式选择、乳汁产量的关联机制。结果显示BSE每增加1分可提升6.28-6.85mL泌乳量，社会支持（OR:0.2-0.3）与产前喂养计划（OR:0.24）是关键保护因素，而妊娠并发症（OR:2.83）会显著降低喂养信心。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干预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对提升我国早产儿母乳喂养率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当一个小生命提前来到人间，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保温箱里努力生长时，母亲往往面临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早产儿母乳喂养不仅关乎营养供给，更是预防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晚发型败血症等严重并发症的关键屏障。然而现实数据显示，我国早产儿住院期间纯母乳喂养率仅41%，出院后骤降至19%，远低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设定的50%目标。这种断崖式下跌的背后，是母婴分离、泌乳延迟、喂养困难等多重困境交织的复杂图景。

在NICU这个特殊场景中，母亲们无法像足月产母婴同室那样直接进行母乳喂养，而是需要通过吸奶器维持泌乳，再经过冷链运输将母乳送入病房。这种间接喂养模式极大考验着母亲的信心与坚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Breastfeeding Self-Efficacy, BSE），即母亲对自身成功完成母乳喂养能力的信心判断，成为决定泌乳成败的心理枢纽。虽然BSE理论在足月儿群体中已有成熟应用，但其在早产母亲群体中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与实际泌乳量的量化关系始终是研究盲区。

为解开这个谜团，刘亚男团队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发表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通过对200名NICU早产儿母亲连续14天的纵向监测，首次描绘了中国人群BSE的演变轨迹。研究人员在产后第3、7、14天这三个关键时间点，采用母乳喂养自我效能量表简版（BSES-SF）进行动态评估，该量表包含14个条目，总分范围14-70分，分数越高代表喂养信心越强。同时精准记录每次泵奶量，并通过多因素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模型，深入剖析社会支持、妊娠并发症、喂养知识来源等变量对BSE的净效应。

研究揭开了几个关键发现：首先，中国早产母亲的BSE基线水平令人担忧，平均得分始终徘徊在50分以下（49.42-49.95），低于国际公认的持续母乳喂养信心阈值（>50分）。这种信心不足直接体现在喂养选择上——BSE每增加1分，母亲选择混合喂养的概率就降低15.4%（OR=0.846-0.876），凸显心理因素对行为决策的杠杆作用。

更引人注目的是BSE与泌乳量的剂量效应关系。数据显示，产后第3天BSE每提升1分，日均泌乳量增加6.28mL（95%CI：5.96-6.61），第7天增幅达6.85mL（95%CI：6.67-7.02），这种强关联贯穿观察周期。这意味着若能将母亲的BSE提升5分，日均泌乳量可增加30mL以上，对于出生体重仅千克左右的早产儿而言，这相当于多获得1-2次喂养机会，对营养累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通过潜在类别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两种典型的BSE演变轨迹：低自我效能组（Class 1）与高自我效能组（Class 2）。进一步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月收入≥2万元（OR=0.2）、计划纯母乳喂养6个月（OR=0.237）、能获得医护人员（OR=0.288）或家人支持（OR=0.314）是信心的保护因素；而妊娠并发症（OR=2.827）和喂养困难（OR=2.725）则使母亲陷入低信心循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仅有13.5%的孕妇参加过母乳喂养培训，但系统化知识获取（OR=0.264）的效应值甚至超过部分社会支持因素，提示专业指导的不可替代性。

在方法学层面，本研究采用的前瞻性队列设计能有效捕捉变量间的时序关系。数据收集通过问卷星平台标准化进行，由培训合格的护士协助确保质量。统计分析使用R语言（4.2.2版本），针对连续变量采用均值±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并运用潜在类别混合模型探索BSE的异质性轨迹，多因素分析则通过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控制混杂因素。

研究结果

BSE动态变化与群体特征

200名完成全程随访的母亲中，89%居住在城市地区，55.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但家庭收入呈现两极分化（月收入≤8000元者占38.5%，≥20000元者占20.5%）。产后14天内泌乳量从（93.80±56.75）mL显著增长至（398.08±59.84）mL，而BSE评分仅从49.42±8.46微升至49.95±8.43，提示信心提升滞后于生理进步。

影响因素的多维度解析

单因素分析识别出7个显著关联变量（p<0.05），多因素回归进一步证实：高收入家庭可能通过资源获取优势增强喂养信心（OR=0.2）；产前制定6个月喂养计划者显示出更强的目标导向性（OR=0.237）；而来自医疗团队、家庭成员、朋友的三维支持网络分别降低71.2%、68.6%、68.8%的低BSE风险。相反，妊娠并发症使低BSE风险增加1.8倍，喂养困难则使其增加1.7倍。

喂养决策与泌乳产出的双路径验证

多分类logistic回归显示，随着BSE评分升高，母亲选择纯母乳喂养的倾向显著增强（均p<0.001）。线性回归模型更精确量化了BSE对泌乳的促进效应：产后第3、7、14天的系数分别为6.28、6.85、6.76mL/分，证实心理信心对生理产出的持续驱动作用。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NICU场景中构建了BSE-泌乳产出的量化模型，揭示了社会支持系统的乘数效应。与足月母亲研究相比，早产母亲群体对专业支持的依赖度更高——95%的受访者表示遇到困难时首选咨询医护人员，这要求NICU团队超越单纯医疗照护，承担起喂养信心的建构者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干预措施存在文化适应性缺口。中国研究者开发的微信小程序虽能提升知识水平，却未显著改善BSE；伊朗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线下干预虽增强感知行为控制，但未直接靶向信心建设。这提示针对早产母亲的BSE干预需突破信息传递层面，整合情感支持、技能演练、成功经验强化等多元策略。

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通过连续时间点测量捕获了BSE的动态性，但局限性亦需关注：样本主要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可能低估了资源匮乏地区的挑战；未系统控制产后抑郁等心理变量，这些因素可能与BSE存在交互作用。未来研究可向农村地区扩展，并纳入更全面的心理评估指标。

结论

本研究证实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是调控早产母亲泌乳行为的关键心理枢纽，其通过双路径影响健康结局：既直接提升日均泌乳量（6.28-6.85mL/分），又通过增强纯母乳喂养倾向（OR=0.829-0.876）间接改善喂养质量。社会支持网络（特别是医护人员系统性指导）、产前喂养计划制定、高危因素的早期识别（如妊娠并发症管理）构成三大可干预杠杆。研究成果为制定NICU早产儿母亲精准化支持方案提供了时序证据链，对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婴幼儿喂养目标具有实践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