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拥抱粉丝还是追随名人？中国社交媒体上是如何强化民族主义的？

《SCIENCE ADVANCES》：Hug fans or follow celebrities? How nationalism is reinforc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民族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中呈现粉丝驱动特征，中国明星与粉丝互动数据显示粉丝的民族主义表达对明星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明星内容对粉丝无显著反向作用，且不同政治倾向群体间存在信息茧房效应。

　　在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中，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政治观念传播的重要渠道。尤其在非民主体制下，国家主义的扩散和强化机制一直备受关注。近期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微博（Weibo）平台上的800多万条微博客及其评论，揭示了粉丝与明星之间互动关系在国家主义传播中的关键作用。这项研究发现，粉丝对明星的影响远大于明星对粉丝的反向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与特定政治立场一致的群体中，这种影响尤为显著。

研究背景显示，国家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中国，随着国家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的提升，国家主义情绪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尽管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国家主义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机制，但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国家主义的传播是由国家机构或政府主导的。然而，这一观点并未全面反映社交媒体上复杂的互动模式。事实上，国家主义的传播不仅依赖于官方的宣传策略，还受到普通用户，尤其是粉丝群体的推动。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论，通过分析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探讨国家主义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路径。研究发现，粉丝群体在塑造和传播国家主义叙事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当粉丝发布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评论时，这些内容往往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明星的响应，从而进一步放大国家主义情绪。这种现象表明，国家主义的传播并非单向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反馈网络，其中粉丝的活跃度和政治倾向对明星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研究还发现，粉丝群体内部的互动同样对国家主义的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粉丝社区中，国家主义情绪往往通过相互之间的讨论和分享得到强化。这种“回音室效应”在不同政治立场的粉丝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即具有相似政治观点的用户更容易形成共识，并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强烈的共鸣。研究者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对文本内容进行了分类，发现大多数粉丝的评论属于情感表达或意识形态传播，而非单纯的表演性或娱乐性内容。这一分类方法进一步支持了粉丝在塑造国家主义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研究还特别关注了不同政治立场群体之间的互动。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将明星分为“国家主义支持者”和“非国家主义支持者”两个群体，并探讨了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模式。结果显示，国家主义支持者群体的粉丝对明星的国家主义表达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非国家主义支持者群体的粉丝则对明星的国家主义表达影响较小。这种差异可能与粉丝群体的政治立场、社会网络结构以及平台算法的筛选机制有关。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明星的国家主义表达对粉丝的影响并不显著，尤其是在短期内。相反，粉丝的国家主义情绪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扩散性。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念，即认为精英阶层（如明星）在国家主义传播中扮演主导角色。研究指出，粉丝群体在国家主义传播中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影响力，他们通过情感共鸣、群体认同和意识形态传播，逐渐塑造了明星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方向。

研究还探讨了国家主义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传播模式。在民主社会中，明星通常拥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空间，他们可以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影响公众舆论。而在非民主体制下，明星的表达往往受到更多限制，国家主义的传播更多依赖于粉丝群体的自发行为。这种差异说明，政治体制对国家主义传播的路径和机制具有重要影响。在非民主环境中，粉丝群体成为国家主义传播的核心力量，而明星则更多地扮演追随者或放大器的角色。

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家主义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过程，而是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互动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粉丝的国家主义情绪不仅影响明星的表达，还通过平台算法和社交关系链，进一步扩散到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这种传播机制使得国家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尤其是在涉及重大社会事件或政治议题时。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提到的明星和粉丝互动案例，如刘亦菲在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期间的表态，进一步说明了粉丝对明星行为的塑造作用。刘亦菲的公开支持引起了国内粉丝的广泛共鸣，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争议。这一案例不仅反映了粉丝群体在国家主义传播中的影响力，也揭示了明星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角色变化。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国家主义在非敏感情境下的传播模式。例如，在文化产品推广、国家庆典等非政治性话题中，明星和粉丝之间的互动同样能够促进国家主义情绪的扩散。这种现象表明，国家主义的传播并不局限于政治敏感事件，而是渗透到日常的社会互动和文化表达中。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主要关注的是2019年期间的社交媒体互动，未能涵盖更广泛的时间范围或更全面的用户群体。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时间段内国家主义传播的变化趋势，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差异。此外，研究还可以扩展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WeChat）和抖音（TikTok），以更全面地理解国家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路径。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理解国家主义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揭示了粉丝群体在塑造国家主义叙事中的关键作用，并强调了在非民主体制下，国家主义的传播更多依赖于普通用户的互动和表达。这一发现不仅对学术界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政策制定者和社交媒体管理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在未来的实践中，如何平衡国家主义传播与言论自由，如何引导粉丝群体形成健康的网络文化，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