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癌症复发的恐惧在肺癌患者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影响了症状负担与重返工作岗位意愿之间的关系
《Asia-Pacific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ymptom burden and readiness for return to work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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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09日
来源:Asia-Pacific Journal of Oncology Nursing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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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准备(RRTW)受症状负担和恐惧癌症复现(FCR)影响,FCR在症状负担与RRTW间起显著中介作用。研究显示患者RRTW的考虑维度得分最高(3.36±1.09),行动评估维度最低(2.57±0.97)。症状干扰与行动行为维度正相关(r=0.183,P<0.01),FCR总得分与考虑(r=0.257)和行动行为维度(r=0.151)显著相关。结构方程模型证实FCR中介效应(间接效应0.109,P<0.05)。
肺癌患者重返工作岗位的准备情况(RRTW)是康复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阶段,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肺癌的早期筛查、诊断和治疗手段不断优化,使得患者的总体生存率逐步提高。然而,即便如此,许多患者在治疗后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身体症状、心理压力以及社会功能的重建。这些因素对患者重返工作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工作年龄的患者群体中,他们往往在治疗后对是否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感到不确定,这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也增加了社会和经济负担。因此,准确评估患者的RRTW水平,对于促进其康复和职业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患者在治疗后对重返工作的准备情况,分析症状负担(symptom burden)与肺癌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对RRTW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FCR在症状负担与RRTW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症状负担与FCR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RRTW水平,而FCR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肺癌患者康复过程的理解,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在关注患者身体状况的同时,不应忽视其心理状态,特别是对疾病复发的恐惧,这种心理因素可能在患者决定是否重返工作时起到关键作用。
### 症状负担与重返工作准备
在研究中,通过M.D. Anderson Symptom Inventory-Chinese Version(MDASI-C)和MDASI Lung Cancer-Specific Module(MDAS-LC)评估了患者的症状负担。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在治疗后的症状负担总体较低,平均得分为1.30 ± 0.72。这一现象可能与患者多为早期诊断有关,因为早期肺癌通常伴随较少的临床症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较小。此外,传统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和“顺势而为”的理念可能促使患者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疾病,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缓解术后症状负担。研究还发现,症状干扰(symptom interference)与RRTW的“行为-行动”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183, P < 0.01),表明患者对症状对日常功能的干扰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主动措施以恢复工作能力。这说明,患者的主观感受在影响其工作准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症状本身的严重程度。
### 肺癌复发恐惧的作用
在肺癌患者中,FCR的总体得分(2.25 ± 0.58)表明,患者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疾病复发担忧。这一现象可能与患者在术后进入随访阶段,不再接受高强度治疗,从而感到对疾病的控制力下降有关。缺乏持续的医疗干预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进而加剧其对复发的恐惧。此外,研究发现,FCR的两个子维度——“生理健康”和“社会/家庭”——均与RRTW的四个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生理健康”维度得分较高,可能源于患者对治疗副作用和疾病进展的担忧,而“社会/家庭”维度得分较低,可能与患者对家庭责任和经济压力的关注不足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研究未发现症状本身与RRTW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症状对日常功能的干扰却与RRTW密切相关。这表明,在评估肺癌患者的RRTW时,应更加关注他们对症状影响的主观感受,而非单纯关注症状的严重程度。这种主观感知可能成为患者决定是否重返工作的关键因素。因此,临床护理人员在进行术后随访时,除了关注患者的身体恢复情况,还应重视其对症状干扰的感知,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工作带来的挑战。
### FCR的中介作用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分析,研究确认了FCR在症状负担与RRTW之间的中介作用。这一发现与压力与应对理论(Stress and Coping Theory)相吻合,即个体在面对压力源时,会经历认知评估,进而产生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又会影响其应对行为和功能恢复。研究显示,症状负担通过增加患者对疾病进展的担忧,进而影响其对工作准备的意愿。而中等程度的FCR可能促使患者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以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从而提高其工作准备水平。然而,过高的FCR可能导致焦虑和回避行为,从而阻碍功能恢复和工作回归。
因此,护理人员在临床实践中应加强对患者FCR水平的监测,并根据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职业康复指导。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还可能促进其主动参与职业康复过程,提高工作准备度。同时,研究还指出,FCR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癌症类型中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乳腺癌患者中,症状负担与工作准备之间存在负相关,而在肺癌患者中则表现为正相关。这种差异可能与不同癌症类型在职业压力、社会支持和症状感知方面的不同有关,提示在制定康复策略时,需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 临床实践的启示
本研究为肺癌患者的康复护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首先,护理人员应在术后随访过程中,综合评估患者的症状负担和心理状态,尤其是对疾病复发的恐惧。通过识别这些因素,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护理计划,以促进患者的身心恢复。其次,应加强对患者心理支持的投入,帮助他们缓解对疾病复发的担忧,增强其重返工作的信心。此外,护理人员还应结合患者的职业特点,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康复指导,帮助他们在身体恢复的同时,逐步重建社会功能和职业身份。
研究还指出,肺癌患者在术后早期阶段(通常在手术后3个月内)对工作准备的评估较低,这可能与身体恢复不完全、心理调整尚未完成有关。因此,在术后康复过程中,应避免过早鼓励患者重返工作岗位,而是应根据其恢复情况,逐步引导其参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同时,家庭支持在患者康复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来源对患者心理状态和工作准备的影响。因此,护理人员在提供支持时,也应考虑家庭因素,鼓励家庭成员参与患者的康复过程,以增强其心理韧性。
###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样本仅来源于一所三级医院,且采用的是便利抽样方法,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症状负担、FCR与RRTW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以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因素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此外,研究中未系统收集患者术前后的肺功能数据,这可能影响对症状负担的全面评估。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更多客观指标,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最后,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患者自我报告,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偏差。未来研究可结合客观评估工具,如医学影像检查、实验室检测等,以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康复状态和工作准备情况。此外,研究还应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患者群体,以探讨FCR和症状负担对RRTW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不仅有助于丰富理论体系,也为制定更具文化适应性的康复策略提供了依据。
###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肺癌患者在治疗后重返工作的准备情况与症状负担、肺癌复发恐惧之间的复杂关系。FCR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表明心理因素在影响患者工作准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发现不仅为肺癌患者的康复护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通过加强症状管理和心理支持,护理人员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应对术后挑战,提高其工作准备度,从而促进其全面康复和社会功能的重建。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不同癌症类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多学科合作,制定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康复策略,以提升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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