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帕金森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及疾病负担：基于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趋势分析及与全球负担的比较

《Chinese Medical Journal》：Incidence, mortality, and burden of Parkinson’s disease in China: A time-trend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global burden based on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1

帕金森病（PD）是中国及全球重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负担，本研究基于GBD 2021数据，系统分析1990-2021年中国及全球PD的疾病负担，包括发病率、死亡率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结果显示，中国ASIR（24.34/10万）和ASMR（5.03/10万）均高于全球水平，但ASMR呈下降趋势，ASIR增长显著（尤其男性）。分解分析表明，人口增长（46.36%）和老龄化（44.01%）是PD负担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流行病学变化贡献较小（9.63%）。研究强调需加强老龄化社会PD防控，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并关注性别差异及早期诊断。

　　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是一种逐渐发展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主要特征包括运动迟缓、静止性震颤、肌肉僵硬以及姿势不稳。除了运动症状外，PD还伴随着一系列非运动症状，如睡眠障碍、抑郁、便秘和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随着病情的发展，许多患者已进入中晚期阶段，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对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根据2016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的数据显示，当年有211,296人因PD死亡，全球PD的患病人数达到了610万。从1990年至2016年，PD的年龄调整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上升，其中中国是全球PD患病率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一趋势表明，PD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其对老年人群体的影响尤为突出，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健康与经济负担。

帕金森病的负担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 SDI）密切相关。SDI是一个综合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发展水平，它涵盖了人均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女性生育率等因素。研究表明，在中东地中海地区，随着SDI的提升，PD相关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率显著上升，而在我国，PD的DALYs率却随着SDI的提升而下降。这种差异可能与我国人口结构、医疗资源分布及疾病管理策略等因素有关。此外，非传染性疾病，如慢性肾病，其流行趋势也受到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变化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同样可能对PD的流行趋势产生重要影响。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探讨了PD的负担问题，但大多数研究基于较早的数据，分析单一指标，或者缺乏对时间趋势和分解分析的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采用最新的GBD 2021数据和分析框架，对我国及全球范围内的PD负担进行了年龄和性别特异性估算，并对时间趋势和分解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这一方法，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PD负担的变化驱动因素，为未来的疾病防控和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这一研究也为全球范围内PD的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揭示我国在应对PD方面的独特挑战与进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GBD 2021项目提供的全球范围内371种疾病和伤害的负担估算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PD的发病率、死亡率、DALYs、伤残年（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 YLDs）和早逝年（Years of Life Lost, YLLs）等关键指标。原始数据和标准人口数据来自全球健康数据交换数据库（Global Health Data Exchange）。PD的诊断标准要求至少具备四个典型症状中的两个，包括震颤、运动迟缓、肌肉僵硬以及姿势不稳。GBD项目将PD的严重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个级别，并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代码G20、G21和G22进行分类。非致命性PD负担的数据来源于科学文献、家庭调查、流行病学监测、疾病登记、临床信息学和死亡登记系统。

在统计分析方面，我们采用了描述性分析、趋势分析和分解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趋势分析通过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该模型能够识别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并计算平均年百分比变化（Average Annual Percent Change, AAPC）。此外，我们还对PD的年龄结构变化进行了分解分析，以评估人口增长、老龄化和流行病学变化对PD负担的具体影响。所有计算均使用R软件（版本4.3.3）完成。通过这一方法，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出影响PD负担的关键因素，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从1990年至2021年，我国PD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 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ge-standardized Mortality Rate, ASMR）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PD的ASIR从1990年的12.83（95%不确定性区间：10.92–14.73）上升至2021年的24.34（95%不确定性区间：20.67–28.30），增长了89.7%。相比之下，全球ASIR仅增长了39.1%。我国PD的ASMR从1990年的5.03（95%不确定性区间：4.46–5.58）下降至2021年的4.81（95%不确定性区间：4.31–5.32），这一趋势与全球PD的上升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在2004年至2014年间，我国PD的死亡率下降速度最快，这一现象可能与我国在PD治疗和管理方面的进步有关。

全球PD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生命年（ASDR）从1990年的89.59上升至2021年的107.96，表明PD的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加。然而，在我国，PD的ASDR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其增长幅度相对较小。这一现象可能与我国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努力有关，例如健康教育、早期诊断和干预措施的推广，这些措施有助于减轻疾病严重程度并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此外，PD的负担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受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影响，而在我国，这些因素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等SDI地区。

在分解分析中，我们发现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对PD负担的影响尤为显著。其中，人口增长贡献了46.36%，老龄化贡献了44.01%，而流行病学变化（即疾病发生率的变化）则贡献了9.63%。这些因素在全球不同SDI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中等SDI地区的贡献最大。在性别层面，男性和女性的PD负担也有所不同。男性在PD的负担中占比较高，尤其是在中等SDI地区，男性PD的DALYs负担比女性更为严重。尽管在某些地区，流行病学变化可能部分抵消人口增长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这些因素仍是推动PD负担增长的主要动力。

此外，研究还发现PD的发病年龄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1990年至2021年，PD的发病率在40至60岁之间迅速上升，其中45至49岁年龄段的发病率最高。这一现象可能与诊断水平的提高、公众健康意识的增强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早期发病的PD患者可能表现出与晚期发病患者不同的临床特征，例如更频繁的肌张力障碍和运动并发症。因此，针对早期发病人群的预防和管理措施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还指出，35至39岁年龄段的PD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往往面临较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容易受到不健康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增加PD发病风险。因此，对于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和干预措施，以降低PD的发病风险。

研究结果还揭示了PD在性别方面的显著差异。男性P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女性，且男性在PD的负担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可能与男性较高的职业暴露和生活压力有关，同时也与激素差异等因素相关。例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可能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从而降低PD的发病风险。此外，男性饮酒与PD风险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虽然男性饮酒可能增加PD风险，但这一关联仍需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男性PD患者通常表现出更严重的病情和更快的疾病进展，这可能与大脑萎缩和神经连接异常等因素有关。因此，针对男性群体，应加强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和避免有害物质暴露等预防措施。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最新的PD负担数据，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GBD项目的数据来源于不同国家，这可能导致数据质量的不均衡。例如，PD作为一种复杂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其诊断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特别是在缺乏专业医疗资源的地区。其次，GBD的估计方法依赖于过去趋势和协变量的分析，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然而，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能够为PD的流行病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我国PD的负担情况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趋势。我国P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其负担主要集中在男性和中老年人群体中。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持续变化，PD的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此，加强PD的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和长期康复管理，以及提升公众健康意识，将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此外，针对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PD患者，制定个性化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有助于减轻疾病带来的社会和经济负担。通过这些措施，我国有望在PD的防控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为全球PD的管理提供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