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浆NfL与GFAP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前期的差异表达谱:英国生物样本库的启示

《Journal of Neurology》:Plasma NfL and GFAP in the preclinical stages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insights from the UK Biobank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10日 来源:Journal of Neurology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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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早期诊断难题,通过UK Biobank队列分析48,524名参与者基线血浆神经丝轻链(NfL)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水平。结果显示NfL可预测多种疾病风险(ALS风险比HR=1.69,AD为1.31,PD为1.14),而GFAP特异性关联AD风险(HR=1.72)。该发现为靶向人群筛选及神经保护治疗策略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阿尔茨海默病(AD)、帕金森病(PD)、肌萎缩侧索硬化(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带来的社会与经济负担日益加剧。尽管医学界不断加大研究投入,但临床诊断准确性仍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疾病修饰疗法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开发能够早期识别疾病、精准预测病程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一背景下,血浆神经丝轻链(Neurofilament Light Chain, NfL)和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GFAP)作为两种极具潜力的生物标志物逐渐受到关注。NfL是神经元轴突的结构蛋白,在神经细胞受损时释放入体液,其水平升高可反映神经轴索损伤程度;而GFAP是星形胶质细胞的特异性中间丝蛋白,其浓度上升标志着星形胶质细胞活化(即神经炎症反应)。这两种蛋白不仅能在脑脊液中检测,也能在血液中稳定测量,且与影像学及临床表现密切相关,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提供了新思路。
然而,尽管已有研究表明NfL和GFAP在单一疾病(如AD或PD)的临床前期阶段就有升高现象,但针对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横向比较研究仍较为缺乏。不同疾病中这两种生物标志物的动态变化规律、特异性以及联合应用价值尚不明确。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由Jolanda Buonocore、Enrico Fratto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Journal of Neurology》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
研究人员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这一大规模前瞻性队列,对48,524名参与者的基线血浆样本进行了蛋白质组学分析。通过Olink Explore 3072平台检测NfL和GFAP浓度,并结合长达13年的健康记录随访数据,最终纳入1,196例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包括505例PD、26例非典型帕金森综合征[APD]、476例AD和189例ALS)和44,107名对照者。研究采用协变量调整的w分数(z-score)标准化生物标志物数值,通过Cox回归模型计算风险比(HR),并严格控制了人口学、临床特征、社会经济及遗传因素等混杂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临床诊断前数年,不同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已呈现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变化模式。NfL水平在ALS患者中升高最为显著(w分数=1.3),其次是APD(1.1)、AD(0.7)和PD(0.3),呈现出与疾病侵袭性相关的梯度变化。而GFAP仅在AD组显示明显升高(w分数=1.0),在其他疾病组中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时间动态分析进一步揭示,NfL在AD患者中提前15年即出现轻微上升,APD和ALS分别于诊断前10年和5年开始升高,其中ALS患者临诊断前4年呈现急剧上升趋势。GFAP仅在AD组呈现进行性升高,于诊断前5年达到峰值。
Cox回归模型证实,NfL与所有四种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均相关,其中与ALS关联最强(HR=1.69),其次是APD(HR=1.51)、AD(HR=1.31)和PD(HR=1.14)。而GFAP仅与AD风险显著相关(HR=1.72)。值得注意的是,生物标志物的预测效能随时间变化——在AD和ALS中,NfL的短期预测能力较强(2年HR>3),随随访时间延长而减弱。
当同时考虑两种生物标志物时,研究发现它们的联合应用具有协同效应。双阳性(w分数≥1.5)个体患病风险显著增高,AD风险比达11.49,APD为7.83,ALS为5.67,PD为1.95,明显高于单一标志物阳性者。
研究结论与意义
该研究首次在统一队列中系统比较了血浆NfL和GFAP在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临床前期的表达特征,揭示了二者截然不同的预测价值:NfL作为神经轴索损伤的敏感指标,广泛参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病理过程;而GFAP则特异性反映AD相关的星形胶质细胞活化。这种差异与各疾病的生物学机制高度吻合——ALS和APD作为高侵袭性疾病,早期即出现显著轴索损伤;而AD特有的神经炎症反应则表现为GFAP的特异性升高。
研究还创新性地提出了生物标志物的时间动态模型,发现NfL和GFAP的预测强度随距离诊断时间而变化,这对临床试验设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短期高风险人群(如2年内发病者)可能最适合纳入神经保护治疗试验,而长期风险预测则有助于人群分层和预防策略制定。
此外,双标志物联合策略的提出为精准医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对于非特异性神经保护疗法(如针对神经炎症或氧化应激的干预),同时检测NfL和GFAP可最大程度识别高危人群;而对于靶向特定病理蛋白(如β淀粉样蛋白、α-突触核蛋白)的治疗,则需结合其他疾病特异性标志物进行综合判断。
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队列设计、标准化检测方法和多因素调整模型,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预警提供了高级别证据。尽管存在诊断依赖健康记录、APD样本量有限等局限,但其研究成果仍为未来临床试验的目标人群筛选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神经退行性疾病防治向精准化、个性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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