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青少年的社交焦虑、身体活动与核心自我评价：一种潜在剖面分析与中介效应方法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Exploring Adolescents’ Social Anxiety,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re Self-Evaluation: A Latent Profile and Mediation Approach

青少年社交焦虑的潜在机制与亚组差异研究。采用变量中心和人物中心分析方法，发现身体活动通过提升自我评价水平间接降低社交焦虑，中介效应占比30%。潜在剖面分析揭示社交焦虑存在显著异质性，89.6%低焦虑亚组在身体活动和自我评价方面优于10.4%高焦虑亚组。

　　社会焦虑在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这项研究旨在探索青少年社会焦虑的潜在机制和不同亚组之间的差异，从而为针对性干预提供理论依据。研究采用变量中心分析和个体中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了身体活动、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同时与核心自我评价呈显著正相关，而核心自我评价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解释了30%的总效应。个体中心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青少年社会焦虑的两个潜在类别：低社会焦虑类别（89.6%）和高社会焦虑类别（10.4%），其中高社会焦虑类别在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方面均显著低于低社会焦虑类别。

### 社会焦虑的普遍性与影响

社会焦虑是指个体在社交场合中因害怕被他人负面评价而产生的紧张、回避和自我关注等情绪反应。它被广泛认为是焦虑的一种常见形式，尤其是在13至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中，其患病率范围从23%到58%不等。研究指出，大约40%的初中生在学业期间表现出中度到重度的社会焦虑症状，并且这些症状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心理健康课程的普及和在线社交渠道的迅速发展，青少年社会焦虑并未出现下降趋势，反而有所上升。这表明在信息时代，社会焦虑可能呈现出一种“集体孤独”的现象，即个体在社交互动中感到孤立，即使周围有大量社交机会。

社会焦虑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学业参与和自我认同的发展，还与抑郁、孤独、手机依赖和物质滥用（如吸烟和饮酒）等其他心理问题存在显著的共存关系。这些心理问题的交织使得社会焦虑成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选择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两个关键变量，以探讨它们如何影响青少年社会焦虑，并为未来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

### 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的关系

近年来，身体活动作为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的健康行为干预手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在缓解焦虑方面效果明显。身体活动指的是个体为了增强体能和改善身心健康而参与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从自我效能理论的角度来看，身体活动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情境，减少焦虑水平。此外，从认知控制的角度来看，身体活动有助于个体调整对外部刺激的错误认知，减少由认知偏差引发的焦虑。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与团队运动可以有效缓解青少年的社会焦虑，而学校中定期的身体活动也有助于改善青少年的焦虑和抑郁状况。纵向研究表明，身体活动不仅能够预测未来几年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够对青少年的负面情绪（如抑郁、压力等）产生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揭示了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之间的关联，但关于身体活动如何影响社会焦虑的具体机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两个角度探讨这一关系，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其背后的心理过程。

###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作用

核心自我评价被认为是在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关键变量。本研究基于霍布福尔的资源保护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提出这一假设。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依赖于获取和保护有价值的心理资源。在此框架下，核心自我评价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个人资源，它反映了个体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整体评估。研究假设，身体活动作为一种资源构建活动，能够增强个体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从而提升核心自我评价水平。

根据资源保护理论，社会焦虑的产生与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感知到资源损失的威胁密切相关。那些具有较高核心自我评价的青少年，往往拥有更强的心理资源，使其在面对社交压力时能够更好地进行调节，从而降低焦虑水平。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在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之间起着缓冲作用，有助于个体在社交环境中保持心理平衡。此外，一些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指出核心自我评价不仅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还通过增强其应对策略的积极程度，减少焦虑的发生。

### 个体中心分析：社会焦虑的潜在类别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社会焦虑的异质性，本研究采用个体中心分析方法，特别是通过潜类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青少年社会焦虑的潜在类别。以往的研究多从变量中心角度出发，关注整体样本的平均水平，但这种方法难以揭示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引入个体中心分析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不同类型的青少年，并分析他们在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方面的表现差异。

研究通过Mplus 8.3软件对12项社会焦虑量表进行潜类分析，测试了从1到5个潜类模型的拟合情况。结果显示，一个包含两个潜类的模型具有最佳的拟合度，其中低社会焦虑类别占样本的89.6%，高社会焦虑类别占10.4%。熵值（Entropy）达到0.997，表明这两个潜类之间的区分度非常高。此外，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LRT）和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的结果均显著（p < 0.001），进一步支持了两个潜类模型的合理性。

研究还发现，高社会焦虑类别在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方面均显著低于低社会焦虑类别。这表明，社会焦虑的高低与个体的身体活动水平和自我评价存在密切关系。对于低社会焦虑类别，他们的身体活动频率较高，核心自我评价也较为积极，这可能有助于他们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少的焦虑反应。相反，高社会焦虑类别则表现出较低的身体活动频率和较低的核心自我评价，这可能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交压力时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源，从而更容易产生焦虑。

### 研究结果与理论支持

通过变量中心分析和个体中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研究揭示了身体活动、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焦虑之间的复杂关系。变量中心分析结果显示，身体活动与社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而核心自我评价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解释了30%的总效应。这表明，身体活动不仅能够直接降低社会焦虑，还通过提升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间接发挥保护作用。个体中心分析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发现不同社会焦虑类别在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高社会焦虑类别表现出更低的活动水平和自我评价。

这些结果为理解青少年社会焦虑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通过培养青少年的身体活动习惯，可以有效提升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进而减少社会焦虑的发生。此外，针对不同社会焦虑类别的青少年，学校和家庭可以采取差异化的支持策略，如为高社会焦虑类别提供更多的心理辅导和社交活动，以帮助他们逐步克服社交障碍，提高社交能力。

### 研究意义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的成果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还为实际干预提供了指导。通过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分析，研究揭示了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作为可调节的保护因素，能够有效降低青少年社会焦虑的发生率。这为学校和家庭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身体活动在青少年身心发展中的作用，鼓励他们参与体育活动，以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核心自我评价，从而增强其在社交情境中的适应能力。

此外，研究还指出性别在社会焦虑、核心自我评价和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影响。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表现出较高的社会焦虑水平，同时在核心自我评价和身体活动方面也表现出较低的水平。这一发现提示，未来的干预措施应充分考虑性别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以满足不同性别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身体活动和核心自我评价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引入纵向设计，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变量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其次，关于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未来可以引入更多第三变量（如家庭支持、同伴关系等），以更全面地理解社会焦虑的影响因素。

此外，本研究的样本主要来自江西省的十所中学，采用的是便利抽样方法，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应尽可能使用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同时，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身体活动的单指标测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个体的实际活动水平，而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可能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使用更全面的测量工具，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最后，本研究未收集更多与社会焦虑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如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教育水平等），且样本主要来自城市地区，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适用范围。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考虑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扩大样本来源，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普遍性。通过这些努力，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青少年社会焦虑的复杂性，并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