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平等在中国导致了生态足迹呈现倒U形分布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Wealth inequality induces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in China's ecological footprint

财富不平等与生态足迹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22年面板数据的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显示，人均生态足迹随财富基尼系数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曲线，当前中国处于曲线上升段，财富差距扩大正成为环境压力加剧的核心驱动力。政策模拟表明，基尼系数降至0.6以下可使生态足迹3年内显著下降，为共同富裕与双碳目标协同提供量化依据。

　　在当前全球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财富差距的扩大正被越来越多地视为一种潜在的生态风险。然而，关于财富不平等如何影响环境结果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本文以中国1978年至2022年的年度数据为基础，运用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方法，旨在解决潜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偏差，从而探讨财富不平等对中国生态足迹（EF）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财富不平等与人均EF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直位于该曲线的上升左侧，这意味着财富差距的持续扩大是环境压力不断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理论上的转折点出现在财富基尼系数约为0.80的水平，这一水平与严重的社会风险密切相关。这一发现颠覆了传统对库兹涅茨曲线的乐观态度，表明通过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来期望“自动”环境改善既不现实，也具有社会风险。政策情景模拟进一步表明，适度减少财富基尼系数——例如通过累进资产税或绿色遗产豁免——可以在数年内显著降低EF，强调财富分配治理本身是有效的缓解路径。综合来看，这些结果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协同治理策略，以实现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红利”。它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表明旨在缩小财富差距的政策会产生显著的环境协同效益，因此应被嵌入到气候和环境治理的核心之中。尽管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但其理论和政策见解适用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强调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努力中实现分配正义的迫切需求。

当前世界正面临两大全球性危机——财富的前所未有的集中和生物圈的加速退化。这两个挑战之间的深层联系和相互强化关系，已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自21世纪初以来，财富不平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最新的世界不平等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10%人口现在拥有全球财富的76%，而最顶层的1%则掌控了近38%的财富。这种极端的资产集中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现实，引发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Piketty, 2014）。由这一小部分人所创造的环境压力同样与其人口比例严重不匹配。与此同时，全球环境的快速恶化也在同步发生。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类活动已经引发了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化和淡水资源短缺在内的严重危机。多个行星边界——如气候、生物圈完整性和氮磷循环——已被突破，将人类推向一个“危险区”，在那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可能遭受不可逆的损害，除非采取紧急行动（Rockstr?m et al., 2015）。更为严重的是，这两个危机并非独立存在：极端的财富集中会扭曲消费模式、投资路径和政策制定，从而加剧生态退化。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全球最贫穷一半人口的总和，而最顶层的1%则比最底层的50%多排放两倍以上的二氧化碳（Riddell et al., 2024）。这种显著的“不平等-环境关联”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主要障碍，特别是目标10（减少不平等）和目标13（气候行动）。2023年的SDG进展报告强调，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衡正在阻碍这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则警告称，精英的高碳生活方式和资本锁定效应威胁着国家的绿色转型战略。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财富不平等如何塑造一个国家的整体生态压力？

尽管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主流环境经济学——特别是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框架的研究——在分析对碳排放或能源使用的影响时，往往过度关注收入不平等，通常以收入基尼系数作为代理指标（Grunewald et al., 2017; Uzar and Eyuboglu, 2023）。这种“流量”视角忽略了分配存量的结构性影响。我们认为，财富不平等——即资产、资本和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比收入更具深度和持久性，是推动环境压力的更根本因素（Saez and Zucman, 2016），但其环境影响却长期被低估。实际上，财富差距通常超过收入差距，并通过代际积累和结构性固化影响资源获取、投资方向和政治影响力。跨国研究表明，财富集中仅能解释最富裕群体碳排放量变化的近20%（Apeti et al., 2025）。因此，将财富不平等纳入分析，有助于将环境经济学理论从“流量”指标（收入、支出）转向“存量”范式（财富、资产），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精英消费和资本动态对环境后果的影响。为了捕捉财富不平等驱动的多维环境结果，我们采用生态足迹（EF）作为因变量。与单一指标如碳排放不同，EF衡量人类对土地、水、森林和其他生物容量的总体需求，从而提供一个衡量国家生态压力的综合指标（Su et al., 2023）。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将财富分配与环境结果联系起来：Oswald研究了全球财富再分配如何重塑家庭能源消费（Oswald et al., 2020），Apeti展示了财富集中与碳不平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Apeti et al., 2025），而Li发现中国城市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当地财富结构具有显著敏感性（Z. Li et al., 2022）。然而，这些研究仍然零散，关注的时间跨度较短，且主要集中在单一污染物上，大多忽视了财富不平等对综合生态指标的长期、潜在非线性影响，尤其是在转型经济体中。本研究正是针对这一关键空白。

中国为检验财富不平等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具有启示意义的“自然实验室”。自1978年以来，中国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财富积累压缩在四十年内，提供了罕见的短期时间序列，捕捉了从相对平等主义到快速财富分化及随后再平衡尝试的完整周期。根据独立估计，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一直徘徊在0.6左右，显示出显著的集中趋势。同样的财富驱动因素——制造业扩张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也推动了国家生态足迹的爆炸性增长（Hubacek et al., 2009）。最新数据显示，最富裕的20%城市家庭不仅主导了直接的消费型排放，还通过投资活动间接承担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排放，而最贫困的农村群体仅贡献了其中的一小部分（Briefing, 2025）。这一证据突显了分析财富差距对环境影响的必要性。因此，中国的案例不仅仅是两个变量的平行增长，而是这两个变量在形成机制上具有深刻的联系。这为解析财富不平等对环境影响的传导路径（如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极其清晰的现实背景。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国家发展战略使本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和全球相关性。中国已将促进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和推动绿色转型（“双碳目标”）作为并行的核心国家战略。这两个目标是协同还是冲突，已成为中国高层政策设计中的核心谜题。因此，本研究的发现可以直接为这一重大政策辩论提供支持，并为中国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作为全球经济体，中国的发展路径选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本研究能够确认财富不平等在这一复杂案例中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关键作用，那么其所揭示的内部逻辑——无论是精英消费的推动力、高碳投资的锁定效应，还是财富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过程——都将为所有面临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挑战的国家提供强大的分析框架和政策警示。因此，尽管本研究立足于中国，但其研究范围和影响具有全球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旨在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阐明财富不平等对中国生态足迹的动态影响；（2）检验可能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确定其转折点；（3）评估缓解财富不平等是否能够同时推进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性。我们实施了一个两阶段的实证策略。首先，一个渐进式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确立了长期均衡关系。然而，格兰杰因果检验揭示了强烈的双向反馈，表明存在同时性和内生性。因此，我们应用了工具变量广义矩估计（IV-GMM）估计器，该方法能够严格纠正这些问题。这一综合框架在1978年至2022年期间确认了一个稳健的倒U型曲线，并确定了中国当前在该曲线上的位置，从而量化当前的财富分配是加剧还是缓解生态压力。本研究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首先，它将不平等-环境的讨论从收入转向财富，这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文献中长期被忽视的存量维度。其次，通过将渐进式ARDL与IV-GMM相结合，它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计量经济学工具箱，用于解开长期历史数据中的同时性和结构性断裂。第三，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校准的转折点基准，作为操作性指标，为协调中国的“共同富裕”和“双碳”议程提供了基于证据的见解，同时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关键教训。这一基准框架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是易于复制的，尤其是那些面临财富集中上升和环境压力加剧的国家。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环境经济学和分配正义的相关文献，阐明了我们的理论贡献。第三部分描述了数据、变量构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第四部分报告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讨论了其背后机制和政策含义。第六部分进行总结，强调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更广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