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政策如何重塑中国西部营商环境？——基于多期DID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Scientific Reports》：Endowing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s with an intelligent brai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本研究聚焦中国西部地区营商环境优化难题，以智慧城市政策（SCP）为切入点，基于制度理论、信息经济学与竞争优势理论，利用2006–2021年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SCP通过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机制显著提升了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水平，且该效应在人力资本丰富、金融支持较强及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更为明显；金融科技（Fintech）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成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数字化治理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重要经验启示。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营商环境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尺。世界银行自2002年启动《营商环境报告》项目以来，逐步构建起一套系统的评估体系，新加坡、爱沙尼亚等发达经济体常年位居前列，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身影却寥寥无几。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2005年的第91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成为全球进步最快的十大经济体之一。然而，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地理条件限制、经济发展差距和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其营商环境仍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

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作为一种新型城市创新发展模式，通过推动数字化转型、改善市场条件、加速城市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新的可能。自2009年首次提出“智慧城市”概念以来，中国已启动超过500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数量超过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在西部地区的94个城市中，有37个被列为智慧城市试点，占比近40%。那么，智慧城市政策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改善西部营商环境的“智能大脑”？其作用机制又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陈涛、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朝阳、郑艳红与福州大学至诚学院马兰花合作，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题为“Endowing urban business environments with an intelligent brai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ities in western China”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制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竞争优势理论，利用2006–2021年中国西部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智慧城市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系统考察了智慧城市发展对区域营商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熵权法构建包含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等六个维度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运用多期DID模型识别政策净效应；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空间溢出效应；采用机制检验模型探究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三条作用路径。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SCP）对营商环境（BE）的回归系数在加入城市和年份双固定效应后仍显著为正（β₁ = 0.005*），表明SCP能够有效优化营商环境，假设1得到验证。这一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和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政策效果的差异化特征。在城市规模方面，SCP对超大特大城市（人口≥500万）的营商环境改善效果显著（β = 0.053***），而对大城市（人口＜500万）的影响不显著。在城市特征方面，政策效果在人力资本水平高、数字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更为明显。有趣的是，在财政支持水平较低的地区，SCP反而表现出更强的改善效果，这可能是由于“低基数效应”使得落后地区能够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SCP主要通过三条路径优化营商环境：一是促进市场化，通过构建大数据平台和区块链网络促进信息共享，降低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二是推动国际化，通过建设智慧口岸和国际数据交换平台提高通关效率，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三是加强法治化，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平台增强公民监督参与，提高制度透明度和监管效率。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发现，SCP不仅改善了试点城市的营商环境，还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显著的辐射带动作用。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回归结果显示，政策的直接效应系数为0.008*，间接效应系数高达0.141，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表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影响能够跨越行政边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指出，智慧城市政策通过数字化治理体系重构，为中国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了有效路径。其政策效果受到城市规模、人力资本、财政支持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因素的调节，同时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强化这一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SCP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说明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惠及本地，还能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展。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短期内，地方政府可借鉴杭州“城市大脑”模式，在省会城市建立智能政府平台，整合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长期来看，应稳步提升数字能力，将数字治理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同时，西部地区可考虑设立智慧城市发展基金，促进省际技术转移，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需要注意的是，智慧城市在提升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区域数字鸿沟，边缘化某些社会群体。因此，包容性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应伴随智慧城市发展政策，以确保收益的公平分配。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系统评估了智慧城市政策对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填补了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和企业运营角度考察营商环境、而较少探讨其驱动因素的空白；构建了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中介机制分析框架，深化了对政策作用路径的理解；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政策的溢出效应，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视角。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为中国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其他新兴经济体通过数字化治理改善制度环境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