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广义与狭义生命观念的作用

《Environmental Sociology》：Friends and foes of the green transition: the role of expansive and limiting life conceptions

可持续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分歧与群体极化研究：基于德国社会调查数据，采用生活概念理论分析发现，生态导向群体对绿色转型支持度最高，传统导向群体则显著反对。研究揭示支持度与生活概念兼容性呈正相关，并存在显著群体极化现象，特别是生态导向与传统导向群体间的价值冲突。

　　在当今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已成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生存的关键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一转型的态度却呈现出显著的分歧，一部分人将其视为未来的希望，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一场潜在的威胁。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个人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态度上，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文化逻辑和生活观念的差异。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支持绿色转型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围绕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不同构想所形成的动机取向。我们识别出五种不同的生活取向，包括传统、地位、体验、情感舒适和生态，每种取向都与扩展或限制的文化逻辑相联系。通过对德国（GESIS Panel，样本量为4,399）的横断面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分析，我们发现生态取向对支持绿色转型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传统取向则显示出中等程度的负向关联，至于地位、体验和情感舒适取向，则表现出较弱或矛盾的关联。进一步的极化分析揭示了生态倡导者与传统取向个体之间的明显分歧，强调了在迈向可持续性过程中存在的文化与政治鸿沟。

绿色转型是指一系列旨在减少个人、企业和社会整体对环境的影响，以实现低排放社会并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政治举措。在绿色转型的讨论中，学者们通常区分两种主要路径：一种是强调政治改革和技术革新的绿色资本主义策略，如脱钩、能源转型或绿色经济；另一种则是挑战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转型路径，如“帝国式生活方式”或推动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等替代方案。由于我们采用的环境关切作为支持绿色转型的代理指标，无法清晰区分这些竞争性模式，因此我们关注的是它们共有的特征，即远离那些结构性过度使用环境资源的社会模式。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的环境态度对于推动这种政策导向的转变至关重要。例如，公众对生态问题的普遍意识有助于决定和接受环保的政治与经济措施。强烈的环境态度还增加了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可持续行为的可能性，并降低他们对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成本的感知。

环境态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涉及个体和国家层面的决定因素。这些研究揭示了多种多维概念化的环境态度，如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取向等。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解释个体层面的环境态度变化，特别是不同生活取向与支持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核心假设是，绿色转型将以不平等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个人对绿色转型的支持程度取决于其基本生活取向与转型目标的兼容性。我们预期，那些倾向于自我限制或认同“少即是多”理念的生活取向，将对绿色转型表现出更强的支持；而那些倾向于抵抗变化或依赖“更多即更好”逻辑的生活取向，则可能表现出较低的支持度。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近期社会学对“生活观念理论”的基础上，这一理论结合了价值观变化理论和反思性现代化理论，以解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回应存在的挑战。

在德国，可持续性议题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话题。我们的研究基于2023年GESIS Panel的横断面数据，探讨了不同生活取向与支持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了两个核心研究问题：首先，哪些生活取向与对绿色转型的支持度更高或更低？其次，支持绿色转型的态度在不同生活取向群体之间是共识还是极化？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估计了OLS回归模型，以分析生活取向作为自变量，公民对绿色转型的支持作为因变量。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计算了差异系数，以量化不同生活取向群体之间的态度极化程度。本文为理解绿色转型所引发的潜在社会冲突提供了更深入的社会学视角。

在分析不同生活取向与绿色转型支持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生态取向对支持绿色转型具有最强的正向预测作用。相比之下，传统取向显示出中等程度的负向关联，而地位、体验和情感舒适取向则表现出较弱或矛盾的关联。这一发现表明，生态取向的个体更倾向于接受绿色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传统取向的个体则可能因为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依赖而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至于地位取向的个体，他们的支持态度似乎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来应对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成本，因此不会将其视为威胁。体验取向的个体则表现出对生态问题意识的较低水平和对个人牺牲意愿的减弱，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关注即时的享受而非长远的生态后果。情感舒适取向的个体虽然与生态问题意识没有显著关联，但他们的支持态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矛盾，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倾向于避免改变，而绿色转型通常需要个人做出一定的牺牲。

在极化问题方面，我们的研究发现，支持绿色转型的态度在不同生活取向群体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分歧，但整体上还是存在共识。特别是生态取向群体与传统取向群体之间的分歧最为显著，这反映了在可持续性转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深层次文化与政治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态取向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共识，但他们在与其他群体的对比中表现出较高的极化程度。这种极化可能与德国社会中对绿色政策的争议有关，例如最近关于“供暖法”（Heizungsgesetz）的讨论，该法案引发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此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绿色转型支持的重要因素，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然而，性别差异在考虑了基本生活取向后变得不显著，这表明性别对绿色转型支持的影响可能通过不同的生活取向间接实现。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它拓展了环境社会学的解释框架，强调了生活取向在塑造公众对绿色转型态度中的作用。从实践上讲，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即绿色转型的成功不仅依赖于技术和经济手段，还取决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共鸣。如果忽视或低估这些文化基础，绿色转型可能会引发基于价值观的冲突和抵制。因此，构建可持续未来的关键在于理解和尊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绿色转型的解释和动机。此外，本文的研究也指出了其局限性，例如数据仅来自德国，且是横断面的，这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纵向设计，并在其他国家背景下进行验证，以进一步探索这些关系的稳定性和因果性。

总之，本文揭示了人们的生活取向与其对绿色转型支持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了文化逻辑在理解可持续性议题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分析德国样本中的不同生活取向，我们不仅找到了支持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还指出了可能引发社会分裂的潜在风险。这些发现对于推动绿色转型的政策制定和社会动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本文也提醒我们，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应考虑到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以减少可能的冲突并增强社会接受度。未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应进一步探索生活取向与可持续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取向如何影响个人和集体对绿色转型的态度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