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印度国家公园周边居民对景观价值与负面价值的认知差异研究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Local peoples’ values and disvalues in and around an Indian protected area undergoing urbanization

本刊推荐：针对城市化对保护区的压力问题，研究人员通过结合自由列举法（free-listing）和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方法，对印度班纳加塔国家公园（BNP）周边489名居民开展景观价值与负面价值认知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虽肯定国家公园的生态价值，但更关注人象冲突等负面问题，且种姓、土地所有权等社会人口因素显著影响认知差异。该研究为平衡保护区管理决策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印度班加罗尔这座快速扩张的超级都市边缘，班纳加塔国家公园（Bannerghatta National Park, BNP）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正面临着城市化浪潮的严峻考验。这座连接东高止山脉与西高止山脉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的重要生态廊道，不仅是亚洲象等濒危旗舰物种的迁徙通道，更承载着周边村落居民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然而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推进，森林破碎化加剧、人象冲突频发、传统生计受限等矛盾日益凸显，使得这片保护区成为观察全球化背景下自然保护与人类发展张力的典型样本。

当前全球保护区总面积已达4640万平方公里（2020年），但许多保护区正面临社会生态效益失衡、管理公平性不足等多重挑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和非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预计到2030年，保护区周边的城市土地将从2000年的45万平方公里激增至144万平方公里。这种空间挤压效应不仅导致生物多样性退化，更使得依赖自然资源生存的周边居民陷入两难困境——他们既因保护政策丧失蛋白质、木材等生计来源，又需承受野生动物破坏作物、伤害人畜等生态系统负服务（ecosystem disservices）。而传统的“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思路往往忽视当地社区的价值认知，反而加剧了保护与发展的对立。

为破解这一难题，由德国哥廷根大学Tobias Plieninger教授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将自由列举法与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PPGIS）相结合，对BNP周边12个村庄的489名居民展开深入调查。研究旨在通过空间可视化技术揭示居民对保护区景观价值（landscape values）与负面价值（disvalues）的认知格局，并探究种姓、土地所有权等社会因素如何塑造这种认知差异。这项发表于《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地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更为推进包容性保护（inclusive conservation）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研究方法上，团队采用分层便利抽样确保样本在年龄、种姓和性别上的代表性，通过面对面访谈使用Maptionnaire软件进行PPGIS数据采集。调研内容涵盖三大模块：首先定位居民与BNP相关的景观使用价值点（如生物多样性、水源供给等11类），其次标注人兽冲突等负面价值空间分布，最后通过开放式问题收集居民最重视及最反感的景观要素。数据分析阶段，采用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刻画价值点空间强度，通过香农多样性指数（Shannon diversity index, H'）量化价值多样性，并运用克鲁斯卡尔-瓦利斯检验（Kruskal-Wallis tests）分析社会人口因素的影响。

景观价值与负面价值的认知图谱

自由列举结果显示，居民最重视的景观要素前三位分别为农业用地（239次）、森林（193次）和水体（121次），其中80%以上的价值项归属于“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维度。相反，负面认知主要集中在村庄基础设施不足（145次）、人象冲突（88次）和猴群扰民（73次）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保护限制，BNP内部与外部区域的价值点数量无显著差异（内部3909点 vs 外部3937点），但内部区域的价值观强度（0.9±2.2）与丰富度（2.6±2.1）略高于外部，暗示保护区内部潜藏更高冲突风险。

空间分布的高度重叠性

PPGIS制图揭示价值点与负面价值点均高度集中于村落周边，形成明显的“生活圈集聚效应”。价值点分布面积（9504公顷）约为负面价值点（4868公顷）的两倍，但两者在空间上存在显著重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远离村庄的保护区核心区域几乎未被居民标注，反映当地人对保护区的认知仍以生活半径内的实用价值为主导。这种空间重叠现象警示管理者需采取精细化分区策略，而非简单化的全域保护。

社会人口因素的调控作用

种姓与土地权属成为影响认知的关键变量：优势种姓（General Caste）居民更强调生物多样性等存在价值（existence values），而落后种姓（Other Backward Classes, OBC）与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则更关注农业生产等实用价值；土地所有者标注的价值点数量显著高于无地者（p<0.05），尤其是农耕用地（↑）、水源（↑）等生计相关要素。此外，农业从业者比非农群体感知到更多价值与负面价值，男性比女性更关注社会活动空间（↑），而女性对采矿干扰（↑）更为敏感。这些差异揭示保护区管理需考虑社会公平维度。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价值-负面价值二元框架，打破了传统保护区研究中“生态优先”或“社区至上”的二元对立思维。居民对BNP既肯定其生态调节功能（如清洁空气、水源涵养），又痛陈其生活负面影响（如作物损毁、基础设施缺失）的矛盾心态，生动诠释了自然保护区的“双刃剑”特性。这种认知复杂性要求管理者超越简单的服务-负服务（services-disservices）二分法，转向关注价值观的横向互动（horizontal interactions）——即同一主体对同一自然要素可能同时存在正向与负向评价。

方法论上，自由列举与PPGIS的融合实现了“广度”与“深度”的互补：开放式问题捕捉到居民对“卡泰”（katte，神圣聚会平台）等地方性文化符号的情感依附，而空间映射则精准定位人象冲突热点区域。这种混合方法特别适用于BNP这类边界曲折（长度59公里，宽度0.3-13.8公里不等）、城乡交互剧烈的保护区，为其他面临类似压力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保护区提供了可复制的评估工具。

实践层面，研究发现农业用地在居民价值认知中的核心地位（占比56.2%），强烈暗示城市化背景下的保护区管理必须兼顾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空间保障。针对落后种姓群体对基础设施缺失的突出不满，建议通过改善道路、供水等基本服务来提升保护措施的社区接受度。而人象冲突的空间热点识别，则可指导管理者优先在这些区域布设生态廊道或智能预警系统。

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定量映射方法难以完全捕捉自然的精神意义等隐性价值；横断面设计无法反映城市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动态演变。未来研究可结合深度访谈追踪价值观变迁轨迹，并拓展对“自然权利”（rights of nature）、“自然联结”（nature connectedness）等新兴议题的探讨。

正如研究团队所强调：“忽视负面价值认知的保护规划，终将导致遭受自然伤害的居民与保护区关系的疏离”。班纳加塔国家公园的案例警示我们，真正的包容性保护（inclusive conservation）既需要承认自然对人类福祉的多元贡献，也必须直面其可能带来的创伤体验。在城市化不可逆转的今天，这种辩证思维或许正是协调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