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hs-CRP/HDL-C指数的S型关联：基于人群的阈值效应发现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S-shaped association between hs-CRP/HDL-C index and overweight/obesi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本研究针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早期预警指标缺乏的临床难题，通过分析NHANES数据库3853名6-19岁人群数据，首次揭示hs-CRP/HDL-C指数与肥胖风险存在S型非线性关联。研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识别出0.653-1.593的关键阈值区间，发现该指数在临界范围内每升高1单位，肥胖风险增加12.35倍（OR=12.35, 95%CI:8.48-18.00）。成果为肥胖早期防治提供了新的炎症-代谢双路径生物标志物。

　　

在全球肥胖流行态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尤为凸显。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全球青少年肥胖率增长了三倍，美国2020年2-19岁人群肥胖率已达19.7%。肥胖不仅本身是重大健康威胁，更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第五大死亡风险因素。面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寻找有效的早期预警指标成为当务之急。

传统上，身体质量指数(BMI)是肥胖筛查的主要工具，但其与健康结局常呈现U型或J型曲线关系，提示简单线性关联可能掩盖复杂生理机制。近年来，科学家逐渐认识到慢性低度炎症和脂代谢紊乱是肥胖发生发展的核心环节。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在肥胖个体中显著升高，与内脏脂肪堆积和胰岛素抵抗正相关；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则通过抗炎、抗氧化及胆固醇逆转运等功能发挥保护作用。将两者结合形成的hs-CRP/HDL-C指数，能同时反映炎症激活和抗炎能力下降的双重失衡状态，在成人研究中已证明对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事件具有预测价值。然而，该指数在儿童青少年肥胖中的作用模式仍属未知。

值得注意的是，青春期作为脂肪重分布和性激素波动关键期，身体成分的动态变化可能显著影响hs-CRP和HDL-C的协同效应。前期研究表明，青春期后内脏脂肪积累与hs-CRP水平升高的关联增强，而HDL-C的抗炎能力则呈现与雌激素水平相关的性别差异模式。这些特点提示，hs-CRP/HDL-C指数与肥胖的关联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可能呈现独特动态特征。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崔正久团队利用2015-2020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人员纳入3853名6-19岁参与者，通过t检验、卡方检验、多元逻辑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CS)回归和分段回归等方法，系统分析hs-CRP/HDL-C指数与超重/肥胖的关联特征。

关键技术方法包括：采用NHANES数据库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分层多阶段抽样样本；通过标准体格测量获得BMI值并依据CDC生长图表划分体重状态；使用粒子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hs-CRP，光度法测定HDL-C；运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探索非线性关系，分段回归识别阈值点；控制性别、年龄、种族、家庭收入、吸烟暴露、血常规指标及膳食摄入等多维混杂因素。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

研究人群平均年龄12岁，超重/肥胖患病率为40.67%。超重/肥胖组显示更高水平的总胆固醇(TC)、可替宁、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NEUT%)、血小板计数(PLT)和hs-CRP/HDL-C指数，而家庭收入贫困比(PIR)、嗜酸性粒细胞比例(EOS%)、淋巴细胞比例(LYM%)和血红蛋白(Hb)较低（P<0.05）。随着hs-CRP/HDL-C指数四分位升高，腰围显著增加（Q1:66cm vs Q4:89cm, P<0.001），超重/肥胖患病率从14.48%陡增至73.24%。

hs-CRP/HDL-C指数与超重/肥胖的关联强度

多因素调整模型显示，对数转换后的hs-CRP/HDL-C指数每增加1单位，超重/肥胖风险增加5.81倍(OR=5.81, 95%CI:5.02-6.75)。按四分位分层后，最高分位组比较最低分位组风险增加15.53倍(OR=15.53, 95%CI:12.15-19.97)，且趋势检验显著(P<0.001)。

亚组分析的一致性检验

除家庭收入存在修饰效应(交互P=0.048)外，性别、年龄、种族和被动吸烟等亚组均显示关联一致性(交互P>0.05)。较高收入人群的关联强度较弱(OR=1.01)，提示社会经济因素可能调节肥胖的炎症代谢通路。

非线性关系与阈值效应

研究最显著的发现是hs-CRP/HDL-C指数与肥胖风险的S型剂量反应关系(P<0.001)。分段回归识别出两个关键拐点：0.653和1.593（对数转换值）。在拐点之间(0.653-1.593)，指数每升高1单位风险急剧增加12.35倍(OR=12.35, 95%CI:8.48-18.00)；而低于0.653或高于1.593时关联强度显著减弱（OR分别为2.64和1.53）。

讨论部分指出，S型曲线可能反映肥胖进展的两阶段病理机制：低阈值阶段(<0.653)脂肪组织通过代偿性扩张维持代谢稳态；临界区间(0.653-1.593)脂肪细胞肥大引发缺氧和巨噬细胞向促炎表型极化，导致"代谢崩溃"；高阈值阶段(>1.593)可能进入不可逆的全身性炎症状态。家庭收入的修饰效应则提示，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通过营养质量、医疗可及性等途径加剧炎症代谢失衡。

该研究的创新价值在于将hs-CRP/HDL-C指数转化为可量化的肥胖风险分层工具，提出三级干预策略：低风险组(<0.653)常规监测，临界组(0.653-1.593)强化生活方式干预，高风险组(>1.593)结合代谢组学筛查并发症。建议将该指数纳入儿童常规体检，实现对肥胖相关并发症的早期预警。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偏倚，以及美国人群结果的推广性受限。未来需通过纵向研究和多中心验证，建立针对不同人群的临界值标准。该论文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为儿童肥胖防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