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健康生态模型，对烟台市居民慢性疾病共病模式的潜在类别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nalysis of potential categori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ronic disease comorbidity patterns among residents of Yantai City based on the health ecology model

本研究基于健康生态模型，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对烟台市10,681名18岁以上居民慢性病共病模式进行分类，发现低共病（C1）、肌骨骼-慢性病混合（C2）、代谢综合征主导（C3）和高共病复杂组（C4）四类模式，性别、年龄、行为及社会经济因素对模式分布有显著影响。结论强调需制定分层精准干预策略，结合地域饮食文化特征优化慢性病防控措施。

　　慢性疾病共病现象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转变以及医疗水平的提高，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其带来的健康负担也日益加重。慢性疾病共病不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显著缩短其寿命，并对医疗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探索慢性疾病共病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针对性的预防与控制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山东省烟台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基于健康生态模型的理论框架，通过潜类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识别慢性疾病共病的不同模式，并结合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探讨影响这些共病模式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构建精准的健康管理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24年在烟台市范围内对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进行抽样调查，共收集有效问卷10,681份。调查内容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健康状况评估、生活方式行为以及环境因素等多个层面。研究发现，慢性疾病共病在烟台市居民中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可归纳为四种主要模式：低共病组（C1）、骨关节疾病与慢性疾病混合组（C2）、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以及高共病复杂组（C4）。这些模式反映了不同人群在慢性疾病共病方面的差异性，也为后续干预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分类依据。

低共病组（C1）占总样本的82.39%，是四种模式中占比最高的群体。该组别居民通常患有1至2种慢性疾病，如单独的高血压或糖尿病合并骨关节炎等。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疾病负担较轻，适合进行标准化治疗和初级预防。然而，其在健康干预中的管理重点应放在基础疾病控制和并发症预防上，以延缓疾病进展。

骨关节疾病与慢性疾病混合组（C2）占9.48%，该组别以骨关节疾病（如骨关节炎、骨质疏松）与其它慢性疾病共存为特征。这类患者往往面临多重健康挑战，包括慢性疼痛、功能受限以及系统性症状，严重影响其独立生活能力和心理健康。因此，他们对康复服务和社会支持的需求尤为迫切，需在医疗资源分配和健康干预中给予更多关注。

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占7.01%，该组别表现出代谢性疾病的高聚集性，如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等。这些代谢异常是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且与不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于这一高风险群体，需要实施综合性的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以打破代谢功能障碍的恶性循环，降低未来疾病发生的风险。

高共病复杂组（C4）仅占1.12%，该组别居民通常患有三种或以上的慢性疾病，涉及多个系统，健康状况最为复杂和严重。这类患者往往需要多种药物联合治疗，住院频率高，依赖性强，且面临较高的死亡风险。因此，他们是最需要多学科协作、综合照护和姑息治疗的群体，是医疗资源消耗最严重的部分，应成为公共卫生干预的重点对象。

研究还发现，年龄是所有四种共病模式的共同危险因素。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细胞修复能力下降，免疫系统功能减弱，这些生理变化为多种慢性疾病的共存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在烟台市还是其他地区，年龄都被视为预测共病风险的最强因素之一。烟台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12%，这一比例意味着该市面临着“长寿无健康”的严峻挑战，即大量中老年人口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共病负担沉重。

性别在不同共病模式中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男性在骨关节疾病与慢性疾病混合组（C2）中表现为保护因素，可能与男性体内较高水平的雄激素对骨骼和关节的保护作用有关。而在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中，男性则成为风险因素，这可能与其腹部脂肪积累、代谢紊乱及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关。因此，针对不同性别群体，应制定差异化的健康干预措施，以应对其在慢性疾病共病中的不同风险。

在行为层面，规律的体育锻炼和充足的睡眠是所有共病模式的共同保护因素。体育锻炼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控制体重、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并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而充足的睡眠则对内分泌调节、免疫系统稳定和认知功能维护具有重要作用，长期睡眠不足已被证实是代谢综合征和心理健康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无论在哪个共病模式中，改善居民的体育锻炼和睡眠习惯都应作为健康干预的核心内容。

然而，高频率食用腌制食品则成为所有共病模式的共同风险因素。腌制食品通常富含亚硝胺类化合物和高钠成分，这些物质已被证实与胃肠道肿瘤和高血压等疾病密切相关。亚硝胺是强效致癌物，而高钠摄入则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胃癌和肾脏损伤的风险。因此，针对这一行为特征，应通过健康教育和政策引导，帮助居民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同时保留其饮食文化的传统风味。

此外，酒精消费在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中表现出特定的危险性。酒精摄入不仅会直接损伤肝细胞，导致脂肪肝、酒精性肝炎、肝硬化甚至肝癌，还可能因其高热量特性而促进肥胖，干扰血压和血脂代谢。在已经存在代谢异常的群体中，酒精的负面影响会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对这类人群应特别强调酒精摄入的限制，提供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建议。

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较高的月均收入水平被发现是骨关节疾病与慢性疾病混合组（C2）和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的危险因素。虽然收入较高通常意味着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生活保障，但同时也可能伴随着不良饮食习惯（如高脂肪、高糖摄入）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反而增加了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因此，对于高收入人群，应加强健康教育，倡导平衡饮食、规律运动和压力管理，以抵消高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

职业类型也对慢性疾病共病模式产生显著影响。在骨关节疾病与慢性疾病混合组（C2）中，从事体力劳动的居民表现出更高的风险。体力劳动通常伴随着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和重复性工作，可能加剧骨关节负担，增加骨关节疾病的发生率。而非体力劳动者则因久坐、不良姿势和缺乏运动，面临不同的健康风险，如代谢紊乱和心血管疾病。因此，针对不同职业群体，应实施分层的健康管理策略。对于体力劳动者，应加强职业病防治，推广工作场所的运动干预和人体工学设备的应用；对于非体力劳动者，应在企业健康文化中融入代谢综合征筛查和干预措施，鼓励站立办公和定期运动。

综上所述，烟台市居民的慢性疾病共病模式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涵盖个体特征、行为习惯、社会关系以及生活环境等多个维度。因此，构建精准的健康管理模式，需从多层面入手，既要关注个体差异，又要结合社会经济背景和行为特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在政策层面，应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将慢性疾病共病筛查和风险评估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核心内容。同时，建立动态的健康档案，根据共病风险进行精准干预，推动从通用老年体检向个性化健康管理的转变。此外，应结合烟台市的地域特点和饮食文化，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健康促进策略。例如，通过推广低盐腌制技术、建立“低盐特色食品”标识，既保留传统饮食文化，又能降低慢性疾病共病的风险。

在社区层面，应开展差异化的健康教育和宣传，提高居民对慢性疾病共病的认知和预防意识。针对男性群体，应加强腹部肥胖的管理，鼓励戒烟限酒，并定期监测代谢指标；而对于女性，则应推广承重性运动，以维护骨骼健康。同时，应鼓励所有居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保持充足睡眠，以降低慢性疾病共病的发生风险。

在健康干预策略上，应注重行为和环境因素的协同作用。一方面，通过健康教育和政策引导，帮助居民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应加强社区和医疗机构的合作，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对于高风险群体，特别是代谢综合征主导组（C3）和高共病复杂组（C4），应实施更为严格的干预措施，如定期健康监测、多学科协作诊疗和长期随访管理。

研究也指出了一些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仅能反映相关性。其次，慢性疾病患病情况主要依赖于居民的自我报告，这可能引入一定的偏差，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外，潜类分析方法虽然能有效识别数据中的隐含结构，但其结果依赖于模型参数设置，不同数据集或模型选择可能导致分类结果的差异。最后，样本中老年人比例较低，导致高共病复杂组（C4）的代表性不足，可能低估了该群体在整体共病负担中的比重。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样本规模，特别是加强对老年人群体的调查，以提高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推广性。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烟台市居民慢性疾病共病的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慢性疾病共病日益普遍的背景下，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健康管理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精准干预和系统管理，才能有效减轻慢性疾病共病带来的健康负担，提升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