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偶在经济支持方面的缓冲作用：在老年人中，从负面生活事件到孤独感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buffering effect of spousal support in later life: mediated and moderated pathways from negative life events to loneliness among older adults

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面临多重心理健康挑战，本研究基于压力反应理论和生态模型，系统考察负面生活事件（NLEs）通过婚姻满意度（MS）间接影响孤独感的机制，并揭示配偶支持的双重调节效应。研究发现：NLEs直接显著预测孤独感（β=0.61），并通过降低MS间接产生58.7%的效应；配偶支持通过强化MS缓冲NLEs的负面影响，并在高支持情境下促使婚姻关系韧性提升。该研究首次实证验证配偶支持在NLEs-MS-孤独感路径中的双重调节作用，为老年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将突破4亿，占全国人口的30%以上，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超老龄社会”。在此背景下，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对国家整体社会健康水平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影响老年人孤独感的因素，尤其是负面生活事件（NLEs）的作用，以及婚姻满意度（MS）和配偶支持（partner support）在其中的中介与调节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老年人群体面临诸多独特的挑战，包括生理机能衰退、社会角色转变、以及家庭支持系统的削弱。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还可能加剧孤独感的产生。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孤独感往往与社会联系的减弱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经历重大生活变故后，如健康状况恶化、家庭关系破裂或子女异地生活等，孤独感会显著上升。此外，孤独感已被证实与多种负面健康结果相关，如认知功能下降、抑郁情绪增加以及生活能力的衰退，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例如，据国家医保局统计，孤独感相关的健康问题每年给国家带来约327亿元的医疗支出。因此，理解孤独感的成因及其影响机制，有助于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

在探讨负面生活事件对孤独感的影响时，研究结合了压力反应理论与社会生态模型。压力反应理论强调个体在面对压力时的心理和生理适应过程，认为负面事件可能削弱个体的心理资源，引发情绪失调，从而影响其婚姻关系的质量。社会生态模型则从多层次环境互动的角度出发，指出个体与家庭、社区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研究假设负面生活事件不仅直接导致孤独感，还会通过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孤独感。同时，配偶支持作为一种关键的调节因素，能够缓解负面事件对孤独感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婚姻关系的韧性发展。

婚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个体对婚姻关系的整体评价，包括情感认同、沟通质量、冲突处理能力以及日常陪伴等维度。大量研究证实，婚姻满意度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质量的婚姻关系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增强其心理安全感，从而有效缓解孤独感。相反，低质量的婚姻关系可能导致情感疏离，使老年人即便身处婚姻关系中，仍可能感受到强烈的孤独。因此，婚姻满意度在负面生活事件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成为本研究的核心假设之一。

配偶支持则被视为婚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调节变量。它不仅包括情感上的安慰与理解，还涵盖实际问题的解决、信息的提供以及对配偶的尊重与肯定。研究发现，配偶支持的水平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高水平的配偶支持能够有效降低孤独感的发生率。同时，配偶支持对婚姻满意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能够缓解负面生活事件对婚姻关系的破坏，增强夫妻间的合作与适应能力。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生活变故时，如疾病诊断或配偶去世，配偶支持的作用尤为关键。它不仅能够减轻个体的心理负担，还能通过增强情感联结，提升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从而间接减少孤独感的产生。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与中介调节分析，系统探讨了负面生活事件如何通过婚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影响老年人的孤独感，以及配偶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负面生活事件对孤独感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也通过降低婚姻满意度间接加剧孤独感。配偶支持则表现出双重调节效应：在低水平支持的情况下，负面事件对孤独感的影响被放大；而在高水平支持的情况下，配偶支持能够有效缓冲负面事件对婚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负面影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促进婚姻关系的韧性发展。这一发现不仅验证了传统压力缓冲理论的适用性，还拓展了对婚姻系统中负面事件影响机制的理解。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为老年人孤独感的成因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它强调了负面生活事件对孤独感的直接影响，这一结论与大量既往研究一致，表明重大生活变故是孤独感的重要诱因。其次，研究揭示了婚姻满意度在负面事件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表明婚姻关系的质量在缓解孤独感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最后，配偶支持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说明，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家庭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在低支持条件下，负面事件可能加剧婚姻关系的破裂，从而导致孤独感的持续增加；而在高支持条件下，配偶支持能够促进婚姻关系的适应性发展，减少孤独感的发生。

从实践角度来看，本研究的发现对制定针对老年人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家庭支持系统在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作用，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提升配偶支持的质量。其次，社区和医疗机构可以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项目，帮助老年人识别和应对生活中的压力源，增强其应对能力。此外，针对不同婚姻质量的老年人，应采取差异化的干预措施。对于婚姻满意度较低的个体，应加强婚姻关系的修复与改善，而对婚姻满意度较高的个体，则可以进一步强化其配偶支持的积极影响。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诸多有价值的发现，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负面生活事件、婚姻满意度、配偶支持与孤独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纵向追踪设计，以更准确地揭示这些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次，本研究使用的孤独感量表为单一维度的测量工具，未能有效区分社会孤独与情感孤独的不同表现。未来研究可采用多维度量表，以更全面地评估孤独的不同类型及其影响机制。此外，研究还可以通过实验设计，系统操控特定的情境压力源，并实施随机干预措施，以验证这些变量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负面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多重影响路径，以及婚姻满意度和配偶支持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老年人孤独感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也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拓展这一领域的探索，特别是在因果关系的验证、孤独感类型的区分以及干预措施的系统化方面，以期为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