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延吉市适老化社区中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预测因素：一项横断面研究

《PLOS One》：Predictors of active age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in Yanji City,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于2024年8月至11月在延边市两个老龄化友好社区开展横断面调查，基于生态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因素，发现教育程度、家庭支持、社交参与及设施使用频率显著正相关，抑郁呈负相关。结论强调需整合环境设计、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措施以促进积极老龄化。

　　在快速老龄化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尤为突出。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长，如何促进积极老龄化成为保障健康长寿的重要课题。积极老龄化不仅关乎个体的健康状况，还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方面的支持体系。然而，目前针对中国省级认定的积极老龄化社区中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有必要开展系统性的调查，以揭示在这些社区中，哪些因素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并为政策制定和社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延吉市的两个积极老龄化社区——丹山社区和元发社区，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时间跨度为2024年8月至11月。研究对象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计553名。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法，研究人员从社区行政办公室获取了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名单，并对其进行面对面的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环境因素、健康相关变量以及社会变量等多个层面。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研究团队使用了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并对数据进行了即时审核。此外，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小礼品以表达对其参与的感谢。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特别关注了社区环境的可及性、老年人对社区设施的使用频率、家庭支持、社会联系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等因素。这些变量的选择基于生态健康促进模型，该模型强调个体、人际、社区、组织及政策等多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对健康行为和结果的影响。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变量，研究旨在揭示积极老龄化在社区层面的形成机制，并探讨其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共有513名老年人参与了本次调查，参与率为92.8%。从年龄分布来看，90.4%的参与者年龄在60至79岁之间，仅9.6%的参与者年龄超过80岁。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约为56.9%。教育水平方面，超过一半的参与者至少完成了初中教育。婚姻状况和居住安排也显示出重要影响，67.4%的参与者为已婚，57.3%的参与者与配偶同住。经济状况的差异也较为明显，19.7%的参与者月家庭收入低于1000元人民币（约合138美元），而22.6%的参与者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约合690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宗教设施的使用频率最低，87.3%的参与者表示很少使用宗教场所。总体来看，积极老龄化的平均得分为100.98（标准差为16.78），处于较高水平。

在单变量分析中，发现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高、已婚、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其积极老龄化得分相对较高。此外，月家庭收入较高的老年人也表现出更高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在社区设施使用方面，商业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使用频率与积极老龄化呈正相关，使用频率越高，得分越高。这一发现表明，社区设施的可及性和使用频率在积极老龄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抑郁情绪则与积极老龄化呈负相关，得分越低，抑郁程度越高。

进一步的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社区服务设施使用频率、文化设施使用频率、适度的体育活动、良好的认知功能、较强的家庭支持以及密切的社会联系均为积极老龄化的显著预测因素。其中，社会联系的影响最为显著，其对积极老龄化的贡献度达到27.7%。这一结果提示，老年人的社会融入程度是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关键因素。此外，较高的家庭支持和良好的认知功能也对积极老龄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抑郁则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研究还指出，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是影响积极老龄化的两个重要个体层面因素。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更容易实现积极老龄化，这可能与其更高的健康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有关。家庭收入较高则意味着老年人能够更好地获取健康服务和参与社会活动，从而改善其身心健康和社会融入程度。这些发现与已有研究一致，表明个体层面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在促进积极老龄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人际层面，家庭支持和社会联系均被证实为积极老龄化的积极预测因素。家庭支持不仅有助于缓解孤独和抑郁，还能增强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社会联系则进一步强化了老年人的归属感和社会参与度，使其在社区中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和认同。这些结果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框架相呼应，强调了社会参与和心理支持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中的重要性。

在社区层面，研究发现社区设施的可及性和使用频率对积极老龄化具有显著影响。社区服务设施和文化设施的使用频率越高，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得分越高。这表明，社区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积极老龄化的重要条件，也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此外，社区环境的优化，如改善步行距离、增加公共活动空间等，也对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社交互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研究还提到，尽管社区环境的改善对积极老龄化具有积极作用，但个体和社会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例如，老年人的自我动机、社交互动和心理状态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在推进积极老龄化的过程中，除了优化社区环境外，还应关注如何增强老年人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参与度，以实现更全面的健康促进。

本研究的局限性也值得重视。首先，由于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采用纵向或实验性设计，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对积极老龄化的动态影响。其次，数据主要依赖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此外，样本仅限于延吉市的两个积极老龄化社区，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展至更多社区，以验证积极老龄化政策的效果。最后，研究未涉及组织和政策层面的因素，这些维度可能更适合通过长期跟踪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积极老龄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是在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积极老龄化不仅依赖于个体的健康状况，还需要社区环境的支持、社会联系的增强以及心理健康的维护。因此，制定综合性的政策和措施，整合多层面的资源，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通过优化社区环境和增强社会支持，提升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同时，应关注如何在政策和实践中更有效地整合这些因素，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幸福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