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Infectious Diseases》：The impact of fluoroquinolone-resistant enterobacterales colonization on fluoroquinolone prophylaxis efficacy in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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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面对FQRE定植率近40%的高耐药区，作者回顾2017–2022年156例HCT患者，发现氟喹诺酮预防即使对FQRE阳性者仍能降低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80.7% vs 100%）与菌血症（35.7% vs 62.5%），且不增加CDI或死亡，为高MDR区抗菌策略提供循证支点。
在血液恶性肿瘤治疗领域，造血干细胞移植（HCT）被誉为“重生之门”，但伴随的移植前免疫空白期却像暗礁密布的海域——中性粒细胞计数陡降，黏膜屏障破损，细菌循血而入，发热、菌血症、肺炎乃至死亡接踵而来。为给高危患者装上“护身甲”，国际指南普遍推荐在预期中性粒细胞<0.1×10 L持续7天以上的病例中使用氟喹诺酮（FQ）预防。然而，这把“双刃剑”正被耐药菌逐渐钝化：肠杆菌目细菌通过QRDR突变、质粒介导qnr或aac(6′)-Ib-cr等机制，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耐药率节节攀升，黎巴嫩全国监测显示大肠埃希菌血流分离株FQ耐药已逾56%。当“预防药物”遭遇“耐药定植”，FQ预防是否仍值得坚持？临床医生陷入两难——停用可能增加感染，继续恐加速耐药。Rima Moghnieh团队正是在这片“耐药沼泽”中，用真实世界数据为FQ预防的临床价值重新定位。
作者调取贝鲁特两家三级中心2017–2022年共156例成人自体（auto-）与异基因（allo-）HCT电子病历，构建回顾性队列。所有患者入院即刻及随后每周行肛周拭子培养，监测FQ耐药肠杆菌（FQRE）及第三代头孢耐药肠杆菌（3GCRE）定植；比较接受左氧氟沙星500–750 mg/d预防组（FQP，n=114）与未预防组（NoFQP，n=42）在移植后30天内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primary endpoint之一）与移植前菌血症（primary endpoint之二）的发生率和发生时间，并评估肺炎、艰难梭菌感染（CDI）及全因住院死亡等secondary outcomes。统计采用Kaplan–Meier与Cox回归，显著性阈值p<0.05。
关键技术方法
单中心回顾性队列设计（黎巴嫩MEIH与Makassed医院HCT单元）
前瞻性微生物监测数据嫁接：每周肛周拭子培养FQRE/3GCRE
血培养阳性菌株的FQ与3GC药敏（EUCAST折点，环丙沙星MIC推测左氧氟沙星耐药）
Kaplan–Meier估计发热与菌血症时间分布，Log-rank比较
Cox比例风险模型计算未调整风险比（HR）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
61例（39.1%）患者入院即FQRE阳性，78例（50.0%）3GCRE阳性；预防组与未预防组在年龄、性别、疾病种类、移植类型、供者匹配及预处理强度分布无显著差异，但未预防组更多接受减低强度预处理（81% vs 60.5%，p=0.017）。
【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
总体发生率85.9%，未预防组100%，预防组80.7%；中位发热时间预防组3天，未预防组1.5天。FQ预防使10天内发热风险下降53%（HR=0.47；95%CI 0.27–0.81）。分层显示，FQRE阳性患者无论是否预防，发热仍更早，但预防同样显著推迟发热（FQRE阳性HR=0.35；FQRE阴性HR=0.42）。
【移植前菌血症】
符合分析条件的64例中，菌血症发生率39.1%。预防组35.7%，未预防组62.5%，风险降低69%（HR=0.31；95%CI 0.12–0.94）。FQRE定植并未抵消预防益处：FQRE阳性患者预防组菌血症37.5%，未预防组100%；HR=0.20（p=0.05）。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比例预防组55%，未预防组80%，以大肠埃希菌（28%）与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52%）为主，未发现碳青霉烯耐药。
【其他并发症】
移植前 pneumonia 5.1%，CDI 3.2%，全因住院死亡3.8%，三者在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预防组呈降低趋势。艰难梭菌感染率预防组1.8%，未预防组7.1%（OR=0.232，p=0.121）。
【定植动态】
基线FQRE阴性者21.7%转为阳性，预防组转换率22.9%，未预防组16.7%，差异不显著（p=0.99），提示左氧氟沙星预防并未显著加速耐药肠杆菌的新发定植。
结论与讨论
在高FQRE与3GCRE基线定植的黎巴嫩“耐药热点”，左氧氟沙星预防依旧显著降低HCT患者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与移植前菌血症的发生风险，并推迟事件时间；该益处在FQRE定植者中虽被削弱，但仍具临床意义。研究未发现FQ预防增加CDI、新发耐药定植或住院死亡，为“耐药背景下是否继续FQ预防”提供了关键 affirmative evidence。作者指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药敏以环丙沙星为替代、样本量有限等构成主要局限，呼吁在多中心、前瞻性框架下进一步验证，并建议结合肛周FQRE监测与个体化风险评估，实现“精准预防”。论文2025年发表于《BMC Infectious Diseases》，为资源有限但耐药压力巨大的中东及全球类似地区HCT抗感染策略提供了及时而务实的循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