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芽生与E-钙黏蛋白缺失作为胰腺导管腺癌可靠的预后标志物:一项针对土耳其患者群体的研究

《Canad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Tumor Budding and E-Cadherin Loss as Robust Prognostic Markers in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A Study in a Turkish Patient Cohort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16日 来源:Canadi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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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芽生与E-钙黏蛋白表达在土耳其PDAC患者中的预后关联分析。采用免疫组化和ITBCC标准评估肿瘤芽生及E-钙黏蛋白表达,发现肿瘤芽生阳性(42.1%)与晚期肿瘤分期(p<0.001)、神经/淋巴管浸润(p=0.015/0.005)、低分化(p<0.001)及E-钙黏蛋白弱表达(83.3%阳性病例)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确认肿瘤芽生为独立预后因素(HR=6.594),患者中位生存期从21.7个月降至7.03个月。

  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是一种极具侵袭性的恶性肿瘤,其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率极高,尽管仅占所有癌症病例的3%,但其五年生存率却仅有11%。这种疾病的高死亡率主要归因于其早期即表现出的高转移倾向、对治疗的抵抗性以及复发率较高。即便患者接受了手术切除,即使是在可切除的PDAC病例中,长期生存率依然有限。因此,探索新的预后性生物标志物对于提升PDAC的疾病进展预测能力、优化治疗策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肿瘤芽(Tumor Budding)作为一种新型的预后性标志物,近年来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受到了广泛关注。肿瘤芽指的是肿瘤侵袭边缘处出现的单个肿瘤细胞或少于五个细胞的小簇,这种现象被认为与肿瘤的侵袭性和转移能力密切相关。在结直肠癌中,肿瘤芽已被证实与较差的临床预后相关,并且已被纳入国际肿瘤芽共识会议(International Tumor Budding Consensus Conference, ITBCC)的标准化报告系统中。在肺癌等其他癌症类型中,也有研究指出肿瘤芽与不良预后相关。然而,关于PDAC的研究仍然相对有限。现有的研究指出肿瘤芽与较差的临床结果相关,包括较短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期,但尚缺乏统一的评估和分级标准。

本研究聚焦于土耳其PDAC患者群体,旨在评估肿瘤芽的预后价值,并探讨其与E-cadherin表达之间的关系。研究共纳入76名接受手术切除的PDAC患者,通过组织病理学分析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评估肿瘤芽的分布情况以及E-cadherin的表达水平。研究结果表明,肿瘤芽在42.1%的患者中被检测到,其与肿瘤晚期(p < 0.001)、神经周围浸润(p = 0.015)和淋巴管浸润(p = 0.005)存在显著相关性。此外,E-cadherin表达水平较低的患者中,肿瘤芽的出现比例高达83.3%。通过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发现肿瘤芽阳性的患者总体生存期显著缩短,中位生存期为7.03个月,而肿瘤芽阴性的患者中位生存期则为21.7个月(p < 0.001)。多变量分析进一步证实,肿瘤芽是一个独立的预后因素(HR = 6.594, 95% CI: 1.825–23.818, p = 0.004)。

研究还探讨了肿瘤芽与多种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发现肿瘤芽的出现与神经周围浸润、淋巴管浸润、T分期、N分期、预后分期、手术切缘阳性以及肿瘤分化程度密切相关。其中,T分期和N分期与肿瘤芽的出现显著相关,而肿瘤芽阳性的患者表现出较差的分化状态和更高的复发风险。此外,E-cadherin的表达水平与肿瘤芽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这提示肿瘤芽可能与肿瘤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过程有关,而EMT是PDAC进展和治疗抵抗的关键机制之一。

在讨论部分,研究指出尽管肿瘤芽在其他胃肠肿瘤中的预后价值已被广泛认可,但其在PDAC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一些研究已经发现肿瘤芽与肿瘤晚期、转移倾向以及生存时间缩短相关,但这些研究往往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或样本量不足。本研究通过对土耳其PDAC患者群体的分析,为肿瘤芽在PDAC中的预后价值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外,研究还发现肿瘤芽与E-cadherin表达水平的降低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进一步支持了肿瘤芽作为预后性生物标志物的潜力。

尽管本研究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但其局限性也值得考虑。例如,部分临床参数的样本量较小,可能导致统计分析的可靠性受限。此外,由于本研究仅包括接受手术切除的PDAC患者,未涉及接受化疗或放疗的患者,因此无法评估肿瘤芽在这些治疗背景下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考虑更大规模的多中心样本,并纳入不同治疗模式下的患者,以进一步验证肿瘤芽的预后价值。

综上所述,肿瘤芽在PDAC中显示出显著的预后价值,与不良的临床结局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提高对PDAC患者预后的评估准确性,也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新的依据。将肿瘤芽纳入PDAC的临床指南,有助于更精确地预测疾病进展,从而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此外,肿瘤芽与E-cadherin表达之间的关系提示,这一生物标志物可能在PDAC的分子机制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肿瘤芽的生物学基础,并评估其在不同治疗模式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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