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虐待对重度抑郁症患者脑功能区域性与跨区域性异常的影响及其与认知态度的调节作用研究

《BMC Psychiatry》：Regional and interregional brain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ith childhood maltreatment

本研究针对童年期虐待（CM）如何影响重度抑郁症（MDD）患者脑功能这一关键问题，通过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探究了伴有CM的MDD患者局部脑活动（ALFF/fALFF/DC/ReHo）及功能连接（FC）的特征。研究发现，与不伴CM的MDD患者相比，伴CM者右侧后眶额叶皮层（pOFC）和右侧中额叶回（MFG）的低频振幅（ALFF）降低，且pOFC与默认模式网络（DMN）核心脑区（如SMFG、AG）的功能连接减弱，而MFG与右侧颞上回（STG）的连接增强。这些脑功能异常与童年期虐待经历及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显著相关。调节中介分析进一步揭示，右侧MFG的ALFF在情感忽视（EN）与MDD严重程度间起中介作用，且该中介效应受到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该研究为理解CM影响MDD的神经机制提供了新的影像学证据，强调了认知因素在创伤相关抑郁症中的重要作用。

　　

童年期虐待（Childhood Maltreatment, CM）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问题，影响着高达36%的人口，它与多种不良心理结局密切相关，尤其是显著增加了个体罹患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的风险。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MDD和焦虑症病例可能与CM有关，且CM会导致抑郁症病程更迁延、治疗反应更差。根据贝克（Beck）的认知模型，CM可能导致个体形成功能失调性态度（Dysfunctional Attitudes），即关于自我、世界和未来的僵化、完美主义信念，这些不良的认知图式在遭遇压力生活事件时被激活，进而引发认知偏差和负面信息处理模式，最终导致抑郁症的发生。然而，CM究竟如何“刻蚀”大脑功能，从而增加MDD的易感性？其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特别是大脑局部和跨脑区功能活动如何异常，以及这些异常如何与功能失调性态度相互作用影响抑郁严重程度，仍是亟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BMC Psychiatry》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旨在探究伴有CM的MDD患者大脑功能在区域和跨区域水平上的异常特征，并深入分析CM、脑功能异常、MDD严重程度以及功能失调性态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招募了84名首次发作、未用药的MDD患者（其中52人伴有CM，32人不伴CM）和54名健康对照（HCs）。他们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从多个维度评估大脑局部活动，包括低频振幅（ALFF, 反映自发神经活动强度）、分数低频振幅（fALFF, ALFF的标准化指标）、度中心性（DC, 反映脑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和区域一致性（ReHo, 反映局部神经同步性）。随后，将存在组间差异的脑区作为种子点，进行全脑体素水平的功能连接（FC）分析，以考察跨脑区的功能整合。此外，研究还使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功能失调性态度量表（DA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分别评估CM经历、功能失调性态度和抑郁严重程度。通过偏相关分析和基于Process宏的调节中介分析，研究人员系统地探讨了CM、脑功能指标、抑郁严重程度和功能失调性态度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

1. 童年期虐待对MDD患者区域性脑活动的影响

分析发现，三组（MDD伴CM、MDD不伴CM、HCs）在右侧后眶额叶皮层（pOFC）和右侧中额叶回（MFG）的ALFF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表明，与不伴CM的MDD患者相比，伴CM的MDD患者在这两个脑区的ALFF显著降低。有趣的是，与HCs相比，伴CM的MDD患者在这两个脑区的ALFF反而表现出升高趋势，但不伴CM的MDD患者的ALFF显著高于HCs。这表明CM可能特异性地改变了MDD患者特定前额叶区域的局部神经活动模式。

2. 童年期虐待对MDD患者跨区域性脑活动（功能连接）的影响

以异常的右侧pOFC和右侧MFG为种子点进行FC分析，发现了广泛的组间差异。具体而言，与不伴CM的MDD患者相比，伴CM者表现出右侧pOFC与右侧额上内侧回（SMFG）、右侧角回（AG）和右侧额上回（SFG）之间的FC降低。这些脑区多属于默认模式网络（DMN），该网络与自我参照思维密切相关。同时，伴CM的MDD患者还表现出右侧MFG与右侧颞上回（STG）之间的FC增强，这两个区域均与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有关。

3. 脑功能异常与童年期虐待及功能失调性态度的相关性

偏相关分析揭示了脑功能指标与CM亚型及功能失调性态度之间的显著关联。例如，右侧MFG的ALFF与情感虐待（EA）负相关；右侧pOFC与右侧SMFG的FC与EA、躯体虐待（PA）、情感忽视（EN）和躯体忽视（PN）均负相关；而右侧MFG与右侧STG的FC则与EA、EN、PN以及功能失调性态度总分及其多个子维度（如脆弱性、吸引与排斥、完美主义等）呈正相关。这表明特定的脑功能异常与不同类型的CM暴露以及不良的认知模式存在密切联系。

4. 功能失调性态度调节脑功能在情感忽视与抑郁严重程度间的中介作用

调节中介分析是本研究的关键发现。结果显示，右侧MFG的ALFF在情感忽视（EN）与MDD严重程度（HAMD评分）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更重要的是，功能失调性态度调节了这一中介路径。具体而言，当功能失调性态度处于高水平时，右侧MFG的ALFF对EN与MDD严重程度关系的中介效应变得显著。这说明了认知因素（功能失调性态度）如何调节神经生物学改变（右侧MFG活动异常）在童年逆境（EN）导致抑郁症状加重过程中的作用路径。

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多模态静息态fMRI分析，揭示了伴有童年期虐待的MDD患者存在独特的脑功能异常模式。这些异常不仅体现在负责情绪调节和认知控制的局部脑区（如右侧pOFC和MFG）的自发活动降低，更体现在这些脑区与大型脑网络（如DMN和ToM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紊乱。右侧pOFC与DMN核心节点的连接减弱，可能削弱了情绪调节系统对自我参照思维网络的调控，从而导致更严重的负面自我认知。而右侧MFG与STG连接的增强，可能反映了对早期逆境的一种适应性（但最终可能变为适应不良）的神经重组，表现为对社会线索的过度警觉。

最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表明童年期虐待（特别是情感忽视）通过影响右侧中额叶回的神经活动来影响抑郁严重程度，而这一通路受到个体功能失调性态度水平的调节。这一发现巧妙地将环境风险因素（CM）、神经生物学标记（脑功能异常）和认知心理因素（功能失调性态度）整合到一个框架中，为理解创伤相关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它提示，针对伴有CM的MDD患者，干预措施不仅需要关注其脑功能改变，更应重视对其不良认知模式的矫正，这可能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样本量相对有限、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深入分析不同CM亚型的特异性影响等。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更大规模、多中心、纵向追踪的设计来进一步验证和拓展这些发现。尽管如此，该项工作无疑增进了我们对童年期虐待如何塑造抑郁症大脑功能的理解，并为开发针对特定亚型抑郁症的精准预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神经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