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医患者和本科生中，症状报告过多与报告过少的现象属于相对稳定的行为对立现象

《Personalized Medicine in Psychiatry》：Symptom over- and underreporting are relatively stable behavioral opposites in forensic patients and undergraduates

本研究通过测试-再测试设计，比较刑事精神病患者和大学生在症状夸大、隐瞒及粗心应答上的稳定性与人格特质关联。结果显示两组症状夸大和隐瞒率相似，但患者粗心应答更显著；夸大与神经质正相关，隐瞒与尽责性相关，边境型人格障碍患者更易夸大症状，自恋型则倾向隐瞒，证实个体差异与情境因素共同影响症状报告。

　　在心理学研究中，人们对个体如何报告自己的症状表现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症状的夸大、缩小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通常被认为会影响心理评估的准确性，尤其是在职业、临床和司法等重要场景中。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这些现象与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缺乏对这些现象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分析。为此，Dani?l van Helvoort、Henry Otgaar、Chijs van Nieuwenhuizen 和 Harald Merckelbach 两位科学家开展了一项纵向研究，旨在探讨症状夸大、缩小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现象在不同群体中的表现及其与人格特质的潜在联系。

### 研究背景与动机

症状表达的偏差，如夸大症状、缩小症状或注意力不集中，是心理评估中常见的问题。这些偏差可能源于多种因素，包括个人的人格特质、情境激励以及评估环境的变化。例如，在司法情境中，被审前的被试可能更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症状，以获取某种利益；而在监禁期间，他们可能因担心后果而选择缩小症状。然而，这些现象是否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即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特质表现，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格特质与症状表达偏差之间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伪装”行为上，例如社会可接受性反应（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和整体生活适应性。尽管有研究尝试探讨症状夸大和缩小与人格特质的关联，但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特定情境或样本，难以全面揭示其背后的机制。因此，研究者希望通过一个更系统的方法，评估这些现象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并进一步探讨其与人格特质之间的联系。

###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测试-再测（test-retest）设计，选取了两个不同的群体：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和大学生。所有样本量均不少于64人，确保了研究的统计效力。在为期六至十周的时间间隔内，被试两次完成了独立的测量工具，包括症状夸大（SIMS）量表、症状缩小（SS）量表和注意力不集中（IFS）量表，以及五大人格维度（BFI-2-S）的测量。

SIMS量表是一种简化的症状夸大评估工具，包含21个条目，旨在衡量个体是否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症状。SS量表则用于评估症状缩小倾向，包含37个条目，其中21个条目用于衡量个体是否倾向于否认或最小化自己的症状。IFS量表则用于评估注意力不集中现象，通过测量个体是否倾向于不认真对待问卷内容来判断其反应是否具有偏差。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采取了多种措施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例如，通过随机分配问卷顺序来减少测试顺序对结果的影响，并采用Bonferroni校正来控制多重比较的误差。此外，所有测量工具均经过预注册，以确保研究的透明性和可重复性。

###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症状夸大和缩小在两个群体中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在症状夸大和缩小方面的表现与大学生相比，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是相似的。例如，在症状夸大方面，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和大学生的报告率分别为3.8%和3.1%，而在症状缩小方面，前者为12.8%和23.4%，后者则为3.9%和9.4%。这些数据表明，尽管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可能面临更强的激励，但他们的症状报告行为在时间上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症状夸大和缩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这两种行为可能代表了同一行为连续体的两个极端。这种关系在两个群体中均得到了验证，且在考虑注意力不集中因素后仍然保持。这支持了“二极性假设”（bipolarity assumption），即症状夸大和缩小可能不是完全独立的现象，而是同一行为连续体的不同表现。

在人格特质方面，研究发现症状夸大与“负面情绪性”（negative emotionality）存在显著关联，而症状缩小则与“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相关。注意力不集中则与“开放性”（open-mindedness）之间没有显著关联。这些结果表明，人格特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的症状报告行为，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某些人格障碍，如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和自恋型人格障碍（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与症状夸大和缩小存在特定的联系。例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更倾向于夸大症状，而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则更倾向于缩小症状。这些发现进一步支持了人格特质在症状报告偏差中的作用。

### 研究意义与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对理解症状报告偏差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表明症状夸大和缩小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为将这些现象视为人格特质的表现提供了支持。然而，这种稳定性并非绝对，特别是在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中，症状缩小在第二次测试时显著增加，这可能与评估环境的变化有关。因此，研究者强调，症状报告行为的稳定性可能受到情境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人格特质。

其次，研究发现症状夸大和缩小与人格特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症状夸大与“负面情绪性”显著相关，而症状缩小则与“尽责性”相关。这种模式化的关联可能反映了某种共同的机制，但也可能是由于测量工具的局限性所致。因此，研究者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关联背后的理论基础，并考虑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

最后，研究还指出，某些人格障碍，如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自恋型人格障碍，可能与症状报告偏差存在特定的联系。这一发现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在评估个体症状时，应考虑其人格特质和可能的心理障碍，以更准确地理解其行为模式。此外，研究者还强调了在临床环境中，识别和讨论症状报告偏差的重要性，以避免单一的、刻板化的解释，如将症状夸大简单归因于“伪装不良”。

###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发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者没有直接评估或操纵被试对激励的感知，这可能导致对激励效应的解释存在偏差。其次，使用的测量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缺乏足够的信度，这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此外，研究样本的多样性有限，特别是司法精神病住院患者可能面临不同的心理障碍，因此研究结果的外推性受到一定限制。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现象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现，以及人格特质与症状报告偏差之间的具体机制。同时，研究者建议采用更长的量表和更全面的评估方法，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研究还可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症状报告行为的因素，如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心理状态等。

总之，本研究为理解症状报告偏差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强调了人格特质和情境因素在其中的相互作用。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这些现象的复杂性，以更全面地揭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