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支持关于嵌入式电子产品的拆卸与单独回收的循环经济政策决策制定所做的贡献——方法论及其在瑞士和欧盟的应用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A contribution to support circularity policy decision making on removal and separate recycling of embedded electronics –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s in Switzerland and the EU

深海采矿（DSM）因资源需求与环境风险引发治理争议。本研究以挪威为例，通过离散选择实验（CE）调查公众对预防性、比例性及开发性治理策略的偏好，发现存在四个潜在类别，支持不同策略的比例差异显著。结论强调需平衡环境与经济因素，采用比例性治理以优化信息获取与决策。

　　深海采矿（Deep Sea Mining, DSM）作为一种资源开发活动，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项技术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提出，主要目的是从深海中提取对现代工业至关重要的稀有金属和矿物。然而，由于当时陆地资源的充足以及深海采矿技术的不成熟，这一设想并未得到大规模实施。随着全球对清洁能源技术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陆地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深海采矿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讨论的重要议题。

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一直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的核心问题。深海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和独特性，许多生物种类尚未被充分研究，因此对采矿活动可能带来的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长期生态系统的不可逆影响缺乏明确的了解。这些不确定性使得传统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决策方法面临挑战，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生态价值的评估时。因此，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建议采取预防性措施，例如暂停深海采矿活动，直到对环境影响有更深入的理解，并确保所有相关利益方的权益得到充分考虑。

在这一背景下，挪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案例，因其在深海采矿政策上的积极态度而备受关注。挪威政府最近通过了相关立法，允许在其大陆架上进行探索性商业深海采矿活动，并有可能成为首个在欧洲开展深海采矿的国家。这一政策引发了科学界、非政府组织（NGOs）以及挪威公众的广泛讨论。支持者认为，深海采矿可以为国家带来重要的经济收益，特别是在全球对稀有金属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然而，反对者则强调深海采矿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尤其是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ES）的影响。因此，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挪威深海采矿政策制定的关键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比例性（proportionality）作为一种介于预防性措施与开发性政策之间的治理模式，逐渐受到重视。比例性方法的核心理念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不应完全依赖预防性措施，也不应盲目追求开发，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度的、合理的措施。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假阳性”（即过度谨慎导致错失发展机会）和“假阴性”（即忽视潜在风险导致不可逆的生态损害）两种极端。通过比例性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积累，从而为更科学、更可持续的决策提供依据。

为了更好地理解公众对深海采矿政策的态度，本研究采用了一种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DCE）的方法。DCE是一种基于行为经济学的非市场价值评估工具，通过模拟不同的政策选择，让受访者在多个选项中进行选择，从而揭示其偏好和态度。这种方法能够提供关于不同治理模式下公众满意度和接受度的定量数据，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更好地设计符合公众利益的深海采矿管理方案。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挪威，共收集了494份有效问卷，确保样本在年龄、性别和收入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研究结果显示，公众对深海采矿政策的态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可以分为四个潜在的群体。其中，部分受访者支持采取预防性措施，认为深海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远超过采矿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另一部分受访者则倾向于比例性治理，认为在获取更多科学信息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推进深海采矿活动；还有部分受访者支持发展性政策，认为深海采矿对国家经济和全球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有一小部分受访者对深海采矿持中立态度，认为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做出最终决策。

这些结果表明，挪威公众对深海采矿政策的态度并非单一，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价值观、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对经济利益的期望以及对科学知识的了解程度等。因此，在制定深海采矿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不同群体的需求和担忧，以确保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此外，本研究还探讨了不同治理模式下的环境和经济权衡。在深海采矿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深海采矿可以为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关键材料，有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另一方面，深海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脆弱性，一旦受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既要避免过度干预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又要防止因忽视环境风险而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害。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先，它揭示了公众对深海采矿政策的多样化态度，这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意见，避免政策的片面性。其次，它为比例性治理模式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采取适度的、渐进的措施可能更符合公众的期望。最后，它强调了非市场价值评估在政策设计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利益和生态服务时，如何量化和比较这些非市场价值，是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在实际操作中，深海采矿的治理需要考虑多个方面，包括技术可行性、环境影响评估、法律框架以及国际协作等。技术层面，深海采矿涉及复杂的设备和技术要求，如遥控潜水器（ROV）、采矿机器人以及深海管道系统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影响采矿的成本和效率，还决定了采矿活动对深海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与科技界密切合作，推动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法律和国际协作方面，深海采矿涉及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复杂关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国际海底区域（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资源开发由国际海底管理局（ISA）负责，而国家在其专属经济区（EEZ）内的深海采矿活动则受国内法律管辖。因此，挪威在制定深海采矿政策时，需要在国际法框架下，确保其活动符合全球治理原则，同时也要兼顾国家利益和公众诉求。

在环境影响评估方面，深海采矿的潜在风险包括海底地形的破坏、沉积物扰动、噪音污染以及对深海生物的影响等。这些影响可能对深海生态系统造成长期的损害，甚至影响到全球气候调节功能。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建立严格的环境监测和评估机制，确保采矿活动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并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也对未来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启示。首先，它表明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时，离散选择实验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揭示公众的偏好和态度，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其次，它强调了比例性治理模式在深海采矿政策中的重要性，即在获取更多科学信息的基础上，采取适度的、渐进的措施，而不是完全依赖预防性或发展性政策。最后，它指出，深海采矿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多个维度，以确保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合法性。

综上所述，深海采矿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源开发模式，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但也伴随着巨大的环境风险。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态度和偏好，同时结合科学证据和国际法框架，采取合理的治理模式，以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本研究通过离散选择实验的方法，为这一复杂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数据，有助于推动更加科学、透明和可持续的深海采矿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