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环境住宅噪音暴露与认知功能及脑损伤结构标志物之间关联的横断面研究——马斯特里赫特研究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sidential noise exposure with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structural markers of brain damage ? The Maastricht study

环境不平等、族裔差异、荷兰、物理化学暴露、社会经济地位、食品环境、健康结果、社区暴露、移民群体、政策干预

　　在现代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本研究聚焦于荷兰的成年人群体，旨在探讨不同族群在居住社区中的环境暴露差异，从而揭示潜在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研究发现，与荷兰本地人相比，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在多个环境领域存在不利的暴露情况，这些差异可能影响其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通过分析来自国家人口登记处、GECCO（地学与健康队列联盟）以及荷兰健康监测的数据，研究覆盖了1392万成年人，为评估族群间的环境差异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 环境暴露的多维视角

环境暴露可以被划分为多个维度，包括物理化学因素、食物与体育活动环境、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健康与社会福祉指标。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风险。例如，物理化学因素如空气污染、噪音和温度变化，直接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包括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总体死亡率。与此同时，食物与体育活动环境则通过影响健康相关行为和心理健康间接作用于个体健康。绿色空间的存在可以提升居民对体育活动的兴趣，改善心理健康，因为它提供了宜人的自然景观和社会互动的机会。

社会经济特征反映了居住社区对居民健康行为的塑造力。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社区中，居民往往面临更多的健康挑战，例如有限的健康食品获取机会和较高的压力水平，这可能导致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和烟草使用。此外，健康与社会福祉指标，如肥胖率、吸烟率和犯罪暴露，也与社区环境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还可能通过“社会传染”机制影响整个族群的行为模式和健康结果。

### 研究发现：族群间的环境暴露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与荷兰本地人相比，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在多个环境维度中面临更不利的条件。在物理化学暴露方面，例如空气污染和噪音，少数民族群体的暴露水平普遍高于荷兰本地人。以“高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这一群体为例，摩洛哥人暴露于更高水平的PM2.5（每立方米0.87微克，95%置信区间为0.86至0.88）。这表明，某些族群在居住环境中可能更容易接触到污染源，从而增加了健康风险。

相比之下，食物和体育活动环境对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则更为有利。例如，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区域，土耳其人居住的社区自行车道密度较高，达到每公顷1.82公里（95%置信区间为1.80至1.83）。这表明，虽然物理化学暴露可能对某些族群构成威胁，但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从而部分抵消了不利因素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特征方面，荷兰本地人普遍表现出更高的“宜居性”得分、更高的选民参与率和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同时生活低于社会最低标准的比例更低。这些差异可能源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族群更倾向于居住在资源匮乏的社区，而这些社区往往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

健康与社会福祉方面，研究发现荷兰本地人在某些指标上表现更优，如过度饮酒的社区比例较高，而吸烟率则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更为普遍。此外，犯罪暴露（如破坏和性暴力）在荷兰本地人中最低，而在荷兰加勒比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苏里南人中最高。这种差异可能与社区的社会结构、资源分配和历史背景有关。

### 环境暴露的差异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SES）和人口密度下的环境暴露差异有所不同。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族群在多个环境领域中表现出更不利的暴露情况，而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区域，这些差异可能略有减轻。然而，在低人口密度区域，族群间的环境差异更为显著。例如，在“高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区域，非欧洲族群的选民参与率比荷兰本地人低了4.23个百分点（95%置信区间为?4.35至?4.11），而在“高社会经济地位—高人口密度”区域，这一差距则相对较小。

此外，研究还关注了不同族群在环境暴露中的变化趋势。对于第二代移民（即在荷兰出生但父母来自国外的人群），其环境暴露情况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略有不同。例如，第一代土耳其移民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区域的PM10暴露水平比荷兰本地人高出1.90微克/立方米，而第二代土耳其移民的暴露水平则降低了，仅为1.46微克/立方米（95%置信区间为1.43至1.48）。这一趋势表明，虽然第二代移民可能在某些方面适应了荷兰的环境条件，但他们仍然面临一定的环境挑战。

### 健康与社会福祉的复杂影响

健康与社会福祉的差异在不同族群之间表现各异。在某些指标上，如吸烟和过度饮酒，少数民族群体的社区中表现更为突出。例如，土耳其人在“高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区域的吸烟率比荷兰本地人高出2.92个百分点（95%置信区间为2.77至3.07）。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文化、社区规范以及个体行为有关。社会传染效应在这些行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个体可能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

在某些方面，如肥胖率和体育活动参与度，族群间的差异则较为复杂。尽管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低人口密度”区域，非欧洲族群的肥胖率比荷兰本地人低了5.74个百分点（95%置信区间为?5.83至?5.64），但在其他区域，这种差异可能并不显著。这提示我们，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可能因社区背景、个体行为和社交网络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城市与农村环境差异

研究还发现，环境暴露的不平等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有所不同。在低人口密度区域，族群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而在高人口密度区域，这些差异则相对较小。这一现象挑战了“城市环境加剧不平等”的传统观点，提示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城市与农村环境对健康的影响。例如，农村地区往往缺乏医疗资源、社会经济机会和公共基础设施，这些因素可能对少数民族群体构成额外的健康风险。

### 研究的局限性与实际意义

尽管本研究具有广泛的覆盖范围和丰富的数据来源，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研究仅使用家庭住址作为环境暴露的代理变量，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个体实际接触的环境因素。此外，某些群体（如难民）可能因登记延迟而被低估，这可能影响研究的代表性。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更多维度的环境暴露，并探索如何通过政策干预改善少数民族群体的健康状况。

### 实践意义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结果对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了减少族群间的健康不平等，政策应关注环境暴露的不均衡分布，并采取综合措施。例如，通过实施低排放区和优化交通路线，可以有效降低空气污染和噪音暴露。此外，改善社区的绿色基础设施，如屋顶绿化、植物隔音带和垂直花园，可能有助于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在食物和体育活动环境方面，可以通过组织社区活动，鼓励少数民族群体更积极地利用现有的资源。研究表明，由社区成员主导的活动能够提高公园使用率和体育活动参与度。因此，政策应注重社区参与和文化适应，以确保少数民族群体能够从改善的环境中受益。

###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揭示了荷兰不同族群在居住环境中的暴露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其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尽管某些族群在特定环境领域表现更优，但在其他方面则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环境不平等的复杂性，也为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干预提供了方向。通过更深入地探讨这些差异的机制，以及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健康公平，并改善所有族群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