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森林环境服务付费机制下促进当地参与森林保护的激励指标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Motivational Indicators for Local Participation in Forest Protection under Vietnam’s Paymen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 Services

越南PFES政策下当地居民参与森林保护的动机研究显示，内在动机（如环保价值观、文化责任）是主要驱动因素，外在动机（经济奖励、法规遵守）影响较小。教育水平、年龄、族群差异显著影响参与意愿，且社区组织参与可增强环境意识。研究强调PFES需结合文化嵌入和信任机制，通过公平分配和青年参与提升长期保护效果。

　　本研究探讨了越南森林环境服务付费（PFES）政策下，当地居民参与森林保护的动机因素。通过构建和应用一套动机指标，研究者对参与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内在动机，尤其是对环境价值和文化责任的认知，是推动居民参与森林保护的最核心和持久的因素。相比之下，外在动机，如经济激励，主要体现在非森林保护组（N-FPGs）家庭中，反映了这些家庭在初始参与中的作用。法律合规性则被证明是最薄弱的动机因素。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对环境和社会价值的认识，同时提高法律意识。而低收入家庭则更倾向于对经济激励做出积极反应。参与森林保护组（FPGs）进一步增强了居民的环境意识，这种增强来源于反复参与和同伴学习。研究还发现，非森林保护组家庭中，愿意加入森林巡逻的动机与对PFES的满意度、教育水平和民族特征密切相关。总体来看，该研究强调PFES不应仅被视为一种财务机制，而应被看作一种嵌入文化并建立信任的治理工具。将支付视为对社区护林行为的集体认可，并结合努力改善公平性、透明度和青年参与，可以促进长期参与和增强社区森林治理的韧性。

在森林保护领域，动机是推动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和初步调查，构建了四个动机领域：社会激励、环境认知、经济激励和法律合规性。这些动机因素不仅涵盖了个体层面的内在驱动，还考虑了外部环境和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在动机在推动居民参与森林保护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参与森林保护组的居民中。而经济激励则主要影响那些尚未加入森林保护组的居民，这表明经济因素在初始参与中具有重要作用，但难以维持长期的保护行为。法律合规性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被提及，但其影响力较弱，这可能与制度化程度低和执法能力不足有关。

研究采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非参数检验和回归分析，以评估不同变量对动机领域和参与意愿的影响。通过这些方法，研究者发现教育水平是影响社会激励、环境认知和法律合规性的最强且最一致的预测因素。年龄和民族也对参与意愿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少数民族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参与意愿，这反映了他们对森林的依赖性和对神圣景观的文化情感。此外，对PFES的满意度也被证明是影响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制度信任在维持自愿参与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家庭类型和收入水平也影响了参与动机，其中低收入家庭更依赖经济激励，而高收入家庭则较少受到其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内在和外在动机在森林保护行为中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动机网络。这种互动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制度设计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例如，参与森林保护组的居民更倾向于基于环境认知进行保护，而经济激励则可能削弱他们对环境的内在动机。这种现象表明，经济激励和制度约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补充，但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产生冲突。因此，设计和实施PFES政策时，需要考虑动机的异质性和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以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研究还揭示了社会和制度因素对动机领域和参与意愿的塑造作用。例如，年龄较大的居民更倾向于基于社会动机参与森林保护，这可能与他们的经验和长期的社区参与有关。而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则更依赖经济激励，这表明在政策设计中，需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此外，参与森林保护组的经历也对居民的动机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持续的参与和集体活动，增强了他们对环境的认知和责任感。这种动态关系表明，制度设计在增强内在动机和促进长期行为改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为PES和环境治理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首先，研究将动机划分为四个领域：经济激励、社会动机、环境认知和法律合规性，这不仅拓展了对社区保护项目的动机理解，还应用和扩展了自我决定理论（SDT）到一个强制性的制度环境中。其次，研究对“驱逐效应”假说进行了深入探讨，表明经济激励和法律规则可以吸引初始参与，而文化和环境价值观则有助于维持长期的保护行为。这种“动机序列”观点超越了传统PES理论中关于替代关系的假设。最后，研究引入了一套结构化的动机指标，将抽象的概念如文化认同、代际责任和制度合法性转化为可衡量的领域，这不仅有助于在同一国家内不同社区之间的比较，还为跨国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有助于构建一个比较性的动机框架。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范围局限于Phong Dien自然保护区的三个缓冲区公社，这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未来的研究应扩展到更多样化的生态区域，以评估这些发现的一致性。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虽然能够识别动机与参与之间的关联，但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或自然实验，以更深入地理解PFES对动机和参与行为的动态影响。第三，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李克特量表，这可能导致社会期望偏差。未来的研究应结合定性方法，如访谈、焦点小组和参与观察，以更全面地捕捉文化和制度动态。第四，法律动机可能被低估，因为在偏远地区，居民对森林法规的了解有限。未来的研究应纳入地方当局和执法机构的观点，以更全面地理解制度合规性。最后，研究未明确探讨内在动机因社会变迁、现代化或青年迁移而逐渐削弱的可能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关注这些趋势如何影响PFES社区内在动机的长期传承。

本研究的结果对越南PFES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维持社区参与需要超越短期的经济激励，将森林保护融入当地文化认同、生态理解和代际责任之中。其次，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对于增强制度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第三，PFES设计应承认动机的异质性，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低收入家庭更依赖经济激励，而少数民族社区则往往受到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驱动。因此，政策制定应采取因地制宜的参与策略，将本土知识和传统实践融入环境教育、社区活动和PFES设计中。通过将PFES视为对社区护林行为的集体认可，而非仅仅是“巡逻报酬”，可以进一步强化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动机，促进森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