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鸟类考古学尚未兴起？

《Biosemiotics》：Why Has Avian Archaeology not yet Emerged?

人类-动物边界理论对鸟类考古学发展的影响，生物符号学为研究鸟类文化及工具使用提供方法论基础，强调鸟类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地位，探讨其环境适应中的符号互动与文化传承机制。

　　

摘要

自从正式开展灵长类动物考古学研究（该领域研究所有非人类灵长类的物质遗存）以来，已有15年多的时间，但人们对为鸟类建立类似的考古研究体系却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冷漠。然而，有大量证据表明鸟类具备丰富的文化特征和复杂的工具使用能力，这些现象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有时甚至比非人类灵长类的相关证据更为悠久。与一些人认为的“考古学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一观点相反，灵长类动物考古学实际上是源于人类学对“人类与动物边界”这一议题的探索所开辟的新领域；而对于鸟类而言，这样的研究边界并不存在——因此鸟类考古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甚至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我认为，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是开展鸟类考古学的必要基础，它有助于揭示鸟类在环境中所体现的认知方式。这一研究计划旨在将鸟类视为具有独立性的个体和历史参与者：它们不仅能够表达和解读信息，同时也是被表达和解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