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际红肉贸易加剧了温室气体排放和健康负担的空间不平等现象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ntercity red meat trade exacerbates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health burdens in China

中国近二十年来红肉消费显著增长，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和健康负担加剧。研究揭示红肉生产与消费地理脱钩，通过空间均衡模型与GAINS-East Asia框架模拟发现，2000至2022年 traded红肉所含GHG排放占比从33%升至36%，相关早逝人数增加25%。贸易加剧了环境与健康不平等，建议实施跨区域生态补偿、生产布局环境承载力规划及消费中心膳食转型。

　　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经历了快速的饮食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营养摄入，也对环境和公共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0年至2022年间，中国人均红肉消费量从34公斤增加到53公斤，增长幅度达到了54%。这一显著增长与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负担密切相关。随着红肉生产与消费的地理分布逐渐脱钩，跨城市贸易日益频繁，这种贸易模式导致了环境和健康负担在不同区域之间的重新分配。然而，现有的贸易相关食品排放评估主要依赖于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这些模型通常仅追踪国家或省级层面的二氧化碳（CO?）排放，忽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非CO?温室气体排放（如甲烷CH?和氧化亚氮N?O），并且缺乏足够的空间和商品分辨率来捕捉城市间的贸易流动。因此，贸易驱动的环境与健康负担不平等现象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结合了空间均衡模型与GAINS（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及协同效应）-东亚框架，模拟了中国360个城市之间的红肉贸易流动，并估算了嵌入式温室气体排放和与细颗粒物（PM?.?）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结果显示，贸易中嵌入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从2000年的33%上升到了2022年的36%，而与贸易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也增加了25%。这些发现为贸易驱动的环境和健康负担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证据。因此，缓解策略应优先考虑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将畜牧业生产空间规划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以及在主要消费中心推动饮食结构的转变，以支持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食品贸易体系。

红肉作为重要的营养来源，提供了蛋白质、铁、维生素B??和锌等关键营养素。然而，随着红肉消费的快速增长，畜牧业的扩张给环境和公共卫生带来了严峻挑战。畜牧业是重要的非CO?温室气体排放源，特别是甲烷（CH?）来自反刍动物消化过程和粪便管理，氧化亚氮（N?O）则主要来自粪便储存和施肥过程。这些非CO?温室气体的全球变暖潜能（GWP）远高于CO?，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畜牧业产生的氨（NH?）会促进二次PM?.?的形成，进一步影响人群暴露水平和污染相关健康负担的空间分布。尽管已有研究评估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和地区的环境与健康不平等，但这些研究很少将这种不平等与食品贸易机制联系起来，也未充分分析城市间贸易流动的方向性。

本研究旨在通过城市层面、商品特定的分析框架，揭示红肉贸易如何影响中国不同城市间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过早死亡负担。研究采用了2000年和2022年的两个基准年，以涵盖中国显著的饮食结构变化和畜牧业转移时期，同时确保数据在统计来源和行政边界上的可比性。数据包括生猪屠宰数量、非乳牛、羊和山羊的存栏量等，这些数据为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构建空间均衡模型，模拟了猪肉、牛肉和羊肉的跨城市贸易流动，并结合GAINS-东亚模型，量化了这些贸易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健康负担。研究的目标是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中国城市层面的红肉自给率情况如何，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空间脱钩趋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中国城市间的红肉贸易流动呈现出怎样的空间模式和规模？（3）跨城市贸易如何促进温室气体排放和死亡负担的重新分配？

研究结果表明，红肉生产逐渐向经济欠发达、人口稀少的内陆城市集中，而这些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导致单位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与此同时，消费则集中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生产与消费的空间错配加剧了不同区域间的环境与健康负担不平等。通过分析贸易流向，研究揭示了红肉贸易如何将环境压力从消费城市转移到生产城市，进一步增加了生产城市面临的生态挑战和健康风险。此外，研究还发现，贸易活动导致了某些地区承受了更高的健康负担，特别是那些经济相对落后、环境治理能力较弱的地区。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了宏观层面的环境和健康不平等，还深入到城市层面，通过具体的贸易数据和模型分析，揭示了红肉贸易对不同城市间环境和健康负担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哪些城市在红肉贸易中承担了更多的环境成本和健康风险，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建议。例如，可以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让消费城市对生产城市进行经济支持，以缓解生产城市的环境压力；同时，通过优化畜牧业的空间布局，确保其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最后，通过在主要消费城市推动饮食结构的转变，降低对红肉的需求，从而减少整体的环境和健康负担。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城市层面的红肉生产、消费和经济社会条件信息。这些数据不仅涵盖了生产端的实际情况，还包括了消费端的需求变化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整合这些数据，研究构建了一个全面的空间均衡模型，能够模拟不同城市间的贸易流动，并据此估算出相应的环境和健康负担。此外，研究还利用了GAINS-东亚模型，这是一种能够综合考虑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相互作用的工具，可以更精确地评估红肉贸易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

研究结果对于推动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食品贸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红肉贸易如何加剧不同城市间的环境和健康负担不平等，特别是在生产城市和消费城市之间。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排放量上，还体现在健康风险的分布上，即某些城市因承担更多的生产任务而面临更高的健康威胁。其次，研究结果强调了城市层面的分析对于理解食品贸易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的重要性。传统的MRIO模型虽然能够提供宏观层面的评估，但在城市层面的细节分析上存在不足，因此无法准确反映贸易对具体城市的影响。最后，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在制定食品贸易政策时，应考虑不同城市间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健康风险，以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结合空间均衡模型和GAINS-东亚框架，揭示了中国红肉贸易对环境和健康负担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层面。研究结果表明，红肉贸易的扩张不仅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还导致了健康负担的重新分配，特别是在生产城市和消费城市之间。因此，为了实现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食品贸易体系，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生态补偿、空间规划和饮食结构转变。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减轻生产城市的环境压力，还可以降低消费城市的健康风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