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时期的虐待到数字化自我伤害：这两条路径可通过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来解释，其中“黑暗三联体”特质起到了调节作用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From childhood maltreatment to digital self-harm: Dual paths explained by emotional symptoms and peer problems, moderated by Dark Triad traits

本研究通过为期一年的纵向追踪，探讨童年虐待与青少年数字自残行为的关系，发现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起中介作用，且黑暗三联征特质在强化中介效应中起关键调节作用。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青少年在数字环境中探索、塑造和表达自我身份的机会前所未有。然而，这一开放且缺乏监管的平台也带来了诸多风险行为。其中，数字自伤行为逐渐引起关注。数字自伤指的是个体匿名地发布、发送或分享对自己有害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受害者正是发布者本人。已有研究表明，数字自伤行为在青少年中较为普遍，且与严重的负面结果密切相关，如抑郁症状、饮食障碍、自杀念头以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等。因此，深入研究数字自伤的风险因素和动机对于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和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数字自伤与传统自伤行为在功能和动机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其独特性也日益凸显。传统自伤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而数字自伤则因匿名性和技术中介性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数字自伤可能导致更强烈的负面社会反馈、更长时间的在线敌意暴露，以及更高的自杀念头关联性。这些特征表明，尽管数字自伤与非自杀性自伤在心理机制上有重叠，但它也代表了数字时代中一种新型且值得关注的自伤形式。

儿童期虐待作为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远端风险因素，已经被广泛认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横断面设计，难以揭示儿童期虐待与数字自伤之间的纵向关系。此外，研究中还缺乏对个体差异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在人格特质方面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通过纵向研究来考察儿童期虐待如何影响青少年的数字自伤行为，并进一步分析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黑暗三联征特质（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心理病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儿童期虐待通常指在18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身上发生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和忽视，包括身体虐待、情感忽视、性虐待以及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等。研究表明，儿童期虐待会破坏安全依恋关系的形成，增加负面情绪体验，并影响个体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这种经历可能导致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发展出情绪困扰和同伴关系问题，从而为数字自伤行为的发生奠定基础。情绪症状（如焦虑、抑郁、身体不适和恐惧）和同伴问题（如社交退缩、低同伴接受度或被欺凌经历）被认为是连接儿童期虐待与数字自伤的关键中介变量。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数字自伤可能被视为一种应对机制，用于缓解心理压力和改善社交状况。然而，数字自伤的公开性和匿名性也可能带来额外的风险。例如，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负面内容，可能会吸引同伴的注意，但同时也可能引发更多的负面评价和社交排斥。因此，个体的人格特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黑暗三联征特质通常表现为冷漠、情感疏离和操纵性的人际互动方式，这些特质可能使某些青少年更倾向于使用数字自伤作为应对策略。他们可能通过匿名发布负面信息来获取关注或强化自我认同，同时避免直接的社交后果。

基于这些理论和实证基础，本研究采用为期一年的纵向设计，分三个阶段进行数据收集，以探讨儿童期虐待如何通过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影响青少年的数字自伤行为，并进一步分析黑暗三联征特质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对象为1162名中国青少年，其中55.5%为女性，平均年龄为15.41岁，标准差为0.52。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期虐待与青少年的数字自伤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关系，主要通过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这一路径实现。此外，黑暗三联征特质在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对数字自伤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在具有较高水平黑暗三联征特质的青少年中，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与数字自伤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

这一发现表明，儿童期虐待不仅会对青少年的情绪状态和社交能力产生深远影响，还可能通过这些中介因素间接导致数字自伤行为的发生。同时，个体的人格特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使得某些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的驱动而采取数字自伤行为。因此，在进行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时，需要考虑到这些中介和调节因素，以更全面地评估风险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文化背景在这一现象中的影响。在中国，家庭结构往往受到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强调家长的权威和孩子的服从。这种文化特征可能导致儿童期虐待被正常化或忽视，使得青少年在面对心理压力时更倾向于使用数字自伤作为一种隐秘的应对方式。同时，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也使得青少年在表达情绪困扰或寻求帮助时面临更多障碍。因此，数字自伤行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可能具有更高的发生率和更复杂的表现形式。

从理论角度来看，本研究结合了“益处与障碍模型”与现有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该模型认为，自伤行为之所以能够被个体采用，是因为它在特定情境下能够提供心理上的益处，如快速缓解情绪压力或获得社交关注，同时障碍因素（如社会压力或自我控制能力）被削弱。儿童期虐待作为一种远端风险因素，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交互动模式，从而增强数字自伤行为的吸引力。而黑暗三联征特质则可能进一步放大这一效应，使得某些青少年更有可能通过数字自伤来应对心理困扰。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理解青少年数字自伤行为的成因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儿童期虐待与数字自伤之间的间接联系，表明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其次，它强调了个体人格特质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指出黑暗三联征特质可能使某些青少年更容易受到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的影响而采取数字自伤行为。最后，它突出了文化背景在这一现象中的重要性，表明在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环境中，数字自伤行为可能具有独特的表现和影响机制。

这些发现为未来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例如，针对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数字自伤的风险。此外，识别和干预具有较高黑暗三联征特质的青少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对数字自伤行为的依赖。同时，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影响，需要在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中融入对集体主义文化特征的理解，以更好地适应中国青少年的需求。

总体而言，本研究为理解青少年数字自伤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揭示了儿童期虐待、情绪症状、同伴问题以及人格特质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自伤行为的理论认识，也为制定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以及如何通过多层面的干预措施来减少数字自伤的发生率。此外，还可以结合更多纵向数据，以更全面地了解数字自伤行为的发展轨迹及其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