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疫情期间，HIV相关预期污名化与社会资本对南非年轻人诊断结果与潜在问题性物质使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中介模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HIV-Related Anticipated Stigma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gnosi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Potentially Problematic Substance Use Among Young South Africans

研究比较了COVID-19大流行前后南非18-24岁HIV感染者的问题物质使用情况，发现疫情期间诊断者使用风险增加（OR 3.561）。社会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呈现矛盾效应，但预期污名显著调节该中介关系（指数0.028），高污名预期群体中社会支持与物质使用的负向关联减弱。

　　

摘要

背景

问题性物质使用与不良的HIV临床结果相关，这包括在感染HIV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AYAs）中。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被诊断出HIV的人群中，问题性物质使用的程度可能更高，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水平的下降以及个体对自身污名化的预期程度不同所导致的。我们旨在确定社会资本是否在HIV诊断时间（大流行前 vs 大流行期间）与问题性物质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同时考虑个体对污名化的预期程度。

方法

这项调节性中介分析使用了两个在人口统计学上相似的南非年轻群体（年龄18-24岁）的基线数据，这些群体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或期间被检测出HIV阳性。通过一系列逻辑回归、中介分析和调节性中介分析，研究了诊断时间与COVID-19大流行的关系、社会资本、问题性物质使用以及预期污名化之间的关系。

结果

与在大流行之前被诊断出的同龄人相比，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被诊断出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被检测出问题性物质使用（比值比OR 3.561；置信区间CI 1.827, 6.943；p < 0.001）。社会资本在诊断时间与问题性物质使用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不一致的中介作用：在大流行期间被诊断出HIV的人群中观察到的较低社会支持部分削弱了诊断时间与问题性物质使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间接效应 = -0.363；CI -0.717, -0.119）。预期污名化具有显著的调节性中介效应（调节性中介指数 = 0.028；CI 0.03, 0.061），表明在预期污名化程度较高时，诊断时间对问题性物质使用的负面影响会减弱。

结论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被诊断出HIV与更有可能被检测出问题性物质使用相关。尽管在大流行期间被诊断出HIV的人群报告的社会资本水平较低，但社会资本本身也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有关。然而，这种关联在预期污名化程度较高时减弱了。这些发现可能表明，大流行期间的诊断可能使那些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人接触到促进物质使用的社交网络和规范，这突显了需要进行纵向研究和干预措施，以解决影响这一人群物质使用的社会背景问题。

试验注册

本研究的部分数据来自一项初步的随机对照试验，该试验在参与者招募之前已在ClinicalTrials.gov网站上进行了前瞻性注册（标识符：NCT04568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