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公众对遗传风险沟通的偏好研究：效用考量与责任共担

《Journal of Community Genetics》：“Would you want to know?” Questions of ut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in Italian laypersons’ preferences about genetic risk communication

本刊编辑推荐：为解决目前先证者介导的遗传风险信息在家族内传递效率低下的问题，研究人员针对意大利普通民众(n=609)开展了关于三种遗传病（囊性纤维化CF、遗传性癌症HC、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AD）风险沟通偏好的横断面研究。结果显示，93%的参与者希望获知至少一种疾病的遗传风险，其中78%希望了解全部三种疾病的风险，且95%的愿意者表示会进行基因检测。超过三分之一(35.0%)的参与者认为家庭成员和医疗专业人员(HCPs)共同承担告知遗传风险的道德责任。研究表明，关注超越医疗的个人需求可改善遗传风险沟通，意大利公众或可接受HCPs在协作框架下更主动的角色。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识别遗传性疾病患者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对于携带致病性变异（Pathogenic Variant, PV）的患者而言，获知这一信息能带来诸多益处，包括靶向治疗、预防措施、知情生育决策以及长期人生规划。同时，通过廉价且特异的检测，可以确定其他家族成员是否也遗传了该PV，这个过程被称为级联基因检测（Cascade Genetic Testing）。然而，在常规的遗传咨询实践中，向家族成员传递遗传风险信息的责任通常落在先证者（Proband）——即其基因检测首次揭示PV的个体——身上。这种“先证者介导”的模式虽然被意大利国内及国际指南所认可，但实践中，先证者常常觉得告知家人遗传诊断及其影响是一种负担。除了理解级联检测能为亲属带来的潜在健康益处这一挑战外，心理和关系因素可能造成额外困难，导致家族内遗传风险信息的沟通往往效果不佳，级联咨询和检测的参与度不理想。

近年来，这促使人们日益关注与向高危亲属传播遗传风险信息相关的道德责任问题，并探索医疗专业人员（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HCPs）在此沟通过程中扮演更主动角色的可能性，即所谓的“直接联系”（Direct Contact）模型。公众的期望和偏好可以指导HCPs选择适当的遗传风险沟通方法，因为社会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不同策略的接受度和有效性。为此，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ty Genetics》上的这项研究，旨在探讨意大利普通民众（非医疗专业人员且无遗传病个人或家族史）关于遗传风险信息应如何向家族内部及之间沟通的偏好，重点关注了三种在临床效用和意义上不同的遗传病：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遗传性癌症（Hereditary Cancer, HC）和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early-onset Alzheimer's disease, AD）。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通过数字渠道招募了609名意大利普通民众参与者。研究使用专门设计的匿名在线问卷收集数据，问卷内容涵盖遗传知识、对遗传病的态度、沟通偏好以及道德责任认知等方面。数据分析结合了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方差分析、二元逻辑回归以及针对开放性问题的主题分析法。

研究结果

希望了解自身遗传风险并进行基因检测

绝大多数参与者（93%）表示有兴趣获知至少一种假设场景中疾病的遗传风险信息。在这部分人群中，78%的人希望了解全部三种疾病的风险。促使他们希望获知信息的主要动机因疾病而异：对于遗传性癌症（HC），主要是预防；对于囊性纤维化（CF），是生育责任；对于早发性阿尔茨海默病（AD），则是人生规划和情绪准备。这些动机涵盖了临床、健康相关和个人效用等多个方面。此外，95%希望获知风险信息的参与者表示他们会进行基因检测。

谁的道德责任？

关于告知家族内遗传风险的道德责任，35.0%的参与者认为家庭成员和HCPs共同承担责任，26.2%的人认为责任在于所有相关方（自己、家庭成员和HCPs）。仅有少数参与者认为责任仅在于HCPs（11.3%）或仅在于自己（4.2%）。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性别与责任归属的认知存在一定关联。

从信息接收者视角看遗传风险沟通偏好

从偏好来看，多数参与者（72.7%）倾向于由家庭成员告知遗传风险信息，其中近半数（47.4%）更希望由已做过基因检测的亲属告知，并且绝大多数（87.3%）偏好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同时，参与者也对HCPs的直接沟通持开放态度。84.6%的参与者同意或非常同意由HCPs告知，并且79.9%的这部分人偏好由医学遗传学家进行告知。在面对“宁愿由久未联系的家庭成员告知还是根本不被告知”以及“宁愿由HCPs告知还是由久未联系的家庭成员告知”等具体情境时，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由HCPs进行沟通。在沟通方式上，无论告知者是家庭成员还是HCP，面对面的咨询都是最受青睐的方式（80.0%）。

从信息告知者视角看遗传风险沟通偏好

当设想自己作为首先被诊断出遗传病的家庭成员时，55.6%的参与者认为应告知所有亲属（包括那些平常没有联系的），31.7%认为仅告知一级亲属。绝大多数参与者（90.3%）同意会亲自告知家人，但同时也强烈支持（80.9%）在HCPs的帮助下进行告知。相比之下，同意完全由HCPs承担告知责任的比例（45.7%）较低，表明参与者更倾向于一种个人主动告知但获得专业支持的协作模式。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意大利普通民众希望了解遗传风险的意愿强烈，且这种意愿与对个人效用（超越单纯医疗行动性）的考量密切相关。这提示，关注超越医疗护理的个体需求可能有助于改善遗传风险沟通和基因检测的知情选择。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许多意大利民众将遗传风险信息的沟通责任视为共同承担，这表明公众可能接受HCPs在协作框架下扮演更主动的角色。沟通偏好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参与者既重视家庭内部的沟通，也期待HCPs提供支持甚至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家庭沟通存在困难时。

然而，需谨慎解读这些偏好，因为其基于假设性情境，并不一定能完全预测真实行为。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在线调查可能引入选择偏倚，样本 demographics（以女性、年轻、高学历为主）与意大利总人口存在差异，以及假设场景与真实决策之间的差距。

总之，该研究强调了在遗传咨询中考虑个人价值观、沟通偏好和家庭关系背景的重要性。在等待改进级联基因检测沟通的证据化策略的同时，意大利的HCPs可以开始反思当前实践，探索如何在咨询中更好地支持家庭沟通。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阐明在新的参与和沟通模型中，责任如何被重新概念化，角色如何被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