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中的自传体见证：生成式AI时代下漫画行动主义的真相主张与痕迹

《Memory, Mind & Media》：Truth claims and trace: The autographic witness in the algorithm

本文探讨生成式AI图像技术如何挑战漫画行动主义中“手绘痕迹”与身体体验、记忆见证之间的本体论关联。通过对比Joe Sacco的图形报告文学与AI生成的冲突图像（如Nataliia Laba的Midjourney实验），研究揭示了算法驱动的图像生成在表征历史事件时存在风格化、去语境化及数据集偏见等问题，进而瓦解了传统漫画中基于身体痕迹的真实性主张。作者提出，漫画实践需自我反思其与算法技术的纠缠，发展批判性AI素养，以维护其作为政治记忆载体的有效性。

　　

在当今数字技术席卷各行各业的浪潮中，漫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以手绘线条为核心特征的漫画行动主义（comics activism）和图形回忆录（graphic memoir），长期以来依赖“手绘痕迹”（drawn trace）与创作者身体体验的紧密关联，来传递主观记忆、见证历史事件并主张真实性。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I）图像工具（如Midjourney、DALL·E）的迅猛发展，手绘痕迹与时间、空间、物质性及身体的索引关系正受到根本性质疑。这些AI模型通过算法从海量数据集中提取视觉模式，生成看似手绘或摄影的图像，却剥离了具体情境和身体参与，导致图像的本体论模糊性（ontological vagueness）。

在这一背景下，独立学者Gareth Brookes在《Memory, Mind & Media》期刊发表研究，深入剖析了生成式AI如何冲击漫画行动主义中的真实性主张。文章以著名图形记者Joe Sacco的作品为例，阐释其通过密集的交叉排线手法，将身体劳动与见证行为融为一体，使读者能够通过线条的“脆弱性”共情创伤记忆。这种图形见证（graphic witnessing）实践依赖于绘图痕迹与特定时空、物质和身体的不可分割性，形成一种“慢速历史重演”的真相主张。然而，生成式AI图像却通过算法参数和数据集偏见，将一切视觉元素简化为“风格”，混淆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例如，Nataliia Laba使用Midjourney生成乌克兰战争图像时，AI模型产出了去历史化、去身体化的泛化战争场景，强化了西方霸权叙事，凸显了算法在重塑集体记忆中的潜在危险。

为回应这一挑战，Brookes呼吁漫画界超越对AI的简单抵制，转向一种自我反思的批判性实践。他认为，当代漫画制作早已深度依赖数字工具（如Photoshop、Procreate）和社交媒体算法，其“人性”与“真实性”本身是流动的、被技术中介的建构。因此，图形回忆录应主动揭示自身与算法的纠缠，发展AI批判素养，从而在后生成式AI环境中继续作为有效的政治记忆载体。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案例对比法，重点考察Joe Sacco的图形新闻、Nataliia Laba的Midjourney提示实验（prompting experiments）及Al Jazeera的《History Illustrated》AI漫画项目。通过批判性AI理论（如数据集偏见、算法约束分析）和漫画研究（如手绘痕迹理论、图形见证概念），剖析生成式AI图像的本体论特征及其对记忆表征的影响。案例选择涵盖冲突报道、历史再现等主题，突出生成式AI在风格化、去语境化方面的局限。

研究结果

1. 手绘痕迹的真实性主张及其理论局限

漫画研究长期强调手绘痕迹与身体劳动的关联，如Jared Gardner指出图形叙事“无法抹去人类之手的符号”，Eszter Szép则认为线条传递着绘制者的脆弱性与主观体验。然而，这种真实性意识形态建立在浪漫主义个体创作观之上，忽视了绘图风格的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形成过程。Simon Grennan通过实践表明，绘图实为多种主体性在权力结构中的生态性产出，与AI生成图像的“风格”提取逻辑具有可比性。

2. Joe Sacco图形新闻中的身体见证与伦理模糊性

Sacco的作品（如《Palestine》《Footnotes in Gaza》）通过缓慢、密集的绘图表演，将记者身体置于冲突现场，形成一种“居住性”共情空间。但其西方视角和对他者创伤的媒介化始终存在伦理争议，如Alexander Dunst指出，当地历史早已由亲历者记录，Sacco的图形见证实为对记忆的再中介。这种自我反思性虽被纳入叙事，却未延伸至对数字技术本身的批判。

3. 生成式AI图像的本体论模糊与记忆风险

Nataliia Laba的Midjourney实验显示，AI生成的战争图像混合了新闻、游戏等视觉套路，产出非具体、情感疏离的场景。例如，提示“乌克兰战争结束的未来”时，AI生成女性主体凝视观众的图像，强化“跟随我”的旁观者叙事，剥离了历史索引性。Fabian Offert对DALL·E 2的实验进一步表明，AI无法生成符合历史语境的图像（如1935年法西斯游行彩色照片），受限于企业约束与数据集偏见。

4. 算法生态中的漫画行动主义困境

反AI立场在漫画社区（如Broken Frontier、Thought Bubble）盛行，但“使用AI”的界定模糊。实际上，当代漫画制作已深度依赖机器学习算法（如Procreate的QuickShape功能）和社交媒体分发，其真实性主张本身受算法注意力经济塑造。例如，Street Noise Books的加沙主题漫画被Instagram算法限制推广，显示算法对行动主义可见性的压制。

结论与讨论

生成式AI不仅挑战了漫画中手绘痕迹与身体见证的本体论关联，还暴露了图形回忆录自身对技术中介的依赖。批判性AI实践（如Jake Elwes的数据集queering、Trevor Paglen的对抗性幻觉）表明，漫画可通过自我反思揭示算法如何建构“真实性”，进而培养AI素养。未来图形行动主义需放弃对浪漫主义个体创作观的固守，转而探索算法批判与记忆政治的交汇点，使漫画在技术饱和的时代继续作为抵抗遗忘的有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