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宣言：Trina Robbins漫画《Misty》中的参与式文化、记忆与读者行动主义研究

《Memory, Mind & Media》：Fashion statements: Activism, memory,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Trina Robbins’ Misty

本研究聚焦女权主义漫画家Trina Robbins创作的短命漫威漫画《Misty》（1985-1986），通过分析1000余封读者来信档案及当代读者访谈，揭示青少年读者通过服装设计、故事创意等参与行为如何挑战出版惯例、构建粉丝社区。研究发现这种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本质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不仅重塑漫画文本，更对读者自信心、职业轨迹产生持久影响，为漫画研究、粉丝文化与记忆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在1980年代的美国漫画界，超级英雄题材占据绝对主导，面向女性青少年的漫画作品往往被边缘化。1985年，女权主义漫画家Trina Robbins在漫威漫画（Marvel Comics）旗下推出了短命的六期限定系列《Misty》，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更特别的是，这部作品继承并复兴了1940年代兴起的参与式青少年时尚漫画传统，积极邀请读者提交服装设计、故事创意等，将读者的贡献直接纳入正式出版的漫画中。这种独特的创作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读者这种积极的参与行为本质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漫画文本本身以及更广泛的漫画文化？几十年后回望，这段参与经历对当年的年轻读者又意味着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名为“Fashion statements: Activism, memory,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Trina Robbins' Misty”的主题研究。该研究主要基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比利·爱尔兰漫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特里娜·罗宾斯档案库中珍藏的超过1000封读者来信和设计投稿，并结合了与部分当年读者的近期交流。通过将法国哲学家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的“根茎”（rhizome）理论、斯维斯基（Svirsky）的行动主义理论以及关于记忆的研究相结合，研究人员对这批珍贵的档案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发现，读者的参与行为远非简单的互动，而是一种深刻的“行动主义”（activism）。读者们从自身的生活环境、地域文化（如夏威夷读者提交的本地服饰设计）、其他流行文化（如《花生漫画》、米老鼠）中汲取灵感，为漫画文本贡献了无数可能性，形成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虚拟结构”（virtual structure）。创作者Trina Robbins则通过在这些投稿上留下“可用”、“好设计”等批注，进行筛选和整合，最终将部分读者创意付诸实践，使漫画文本避免了停滞，始终充满活力。

此外，读者还利用参与渠道与出版商进行“辩证性”互动，呼吁延长漫画连载、建立官方粉丝俱乐部，以维护他们珍视的创作共同体。尽管这些努力最终未能改变漫威在六期后取消《Misty》的决定，但这种行动主义促使Robbins和她的读者们转向独立出版商Eclipse Comics，在新的平台《California Girls》上重建了参与式文化。

研究还发现，这种参与式文化对读者自身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反哺”效应。短期来看，看到自己的设计被印在漫画上给年轻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认可感和自信心。从长远来看，参与经历深刻地影响了部分读者的人生轨迹和职业选择。例如，读者Shane Ballard后来成为成功的电视电影服装设计师，他将自己的职业哲学追溯到童年为《Misty》设计服装的经历；Noémi Farkas成为视觉艺术家，她认为在《Misty》中被“听到”的经历是她持续进行艺术表达的火花；Barbara Cottrell Trippeer则成为一名时装设计师和教育工作者，她表示在《Misty》中的“成功”激励她即使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也坚持追求对时尚的热情。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档案分析法和定性访谈法。档案分析的核心是特里娜·罗宾斯档案库中1026件读者来信和设计投稿，研究人员对信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主题编码和分类。同时，研究还结合了对部分当年读者（如Noémi Farkas, Shane Ballard, Barbara Cottrell Trippeer）的近期访谈（通过电子邮件、电话和视频会议进行），以获取他们对参与经历的回忆和反思。在理论框架上，研究创造性地运用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根茎”理论、斯维斯基的行动主义理论以及记忆研究的相关概念，来解读读者、创作者、文本和出版商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

《Misty》的行动主义

本研究首先探讨了《Misty》的参与式装置如何体现行动主义。读者的投稿行为是一种“解域”行动，他们将漫画元素与自身本地知识、生活经验结合，创造出新的文本可能性。Robbins通过笔记（如“LOC”、“可使用”）对这些投稿进行筛选和整合，形成“集体表述”，使漫画文本成为一个不断演变的“组合”。读者还就漫画的延续、发行方式、粉丝俱乐部等与出版商进行辩证性互动，虽然未能改变《Misty》被取消的命运，但促使参与式文化在Robbins的下一部作品《California Girls》中得以延续。

《Misty》对读者的影响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参与式文化对读者的反哺作用。短期看，参与行为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与世界互动的渠道，获得建议和认可能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从长远看，参与经历对读者的身份建构和“生成”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三位读者（Farkas, Ballard, Trippeer）的访谈表明，童年时期的参与经历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影响了其职业道路选择和人生哲学，这种影响甚至在她们多年后回顾时才被重新发现和珍视。

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参与式文化重新定义为行动主义，并结合档案记忆与读者个人记忆，深化了对20世纪漫画参与式文化的理解。研究表明，《Misty》的读者通过创造性的文本贡献和与出版商的辩证性互动，积极参与了文化生产，这种行动主义不仅塑造了漫画文本，避免其停滞，更对参与者个体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人生影响。该研究为漫画研究、粉丝文化与记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指出对已出版读者来信栏和当代数字平台上的读者互动进行进一步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漫画读者中的行动主义冲动及其与记忆的复杂互动。